晚上，克雷莫夫作完例行的报告，他来到师长巴秋克中校的掩蔽部。该师部署在博内伊冲沟的马马耶夫岗斜坡上。

　　巴秋克个子不高，有着一张被战争折磨得困顿不堪的士兵的脸庞，他见到克雷莫夫很高兴。

　　吃晚饭时，巴秋克的桌上放着上好的肉冻和热气腾腾的家常馅饼。给克雷莫夫倒上杯伏特加，巴秋克眯缝起眼睛说：

　　“我听说，您上我们这儿来作报告，就想您会先上谁那儿，是上罗季姆采夫那里还是上我这儿？看来您还是先上了罗季姆采夫那里。”

　　他扑哧着笑了一阵。

　　“我们在这里，就像住在乡下。晚上一安静下来，你们就开始同友邻彼此通电话：你中饭吃什么，谁在你那里，你要上谁那儿去，上级对你说了些什么，谁的澡堂更好，报纸上都写了些什么？没有写我们，写的全是罗季姆采夫，从报纸上看，好像斯大林格勒只有他一个人在打仗。”

　　巴秋克拿好东西招待客人，而自己只喝茶就面包，看上去他对饮食并不讲究。

　　克雷莫夫发现，动作的慢条斯理和说话那乌克兰式的不紧不慢，同巴秋克正在思考的那些令人痛苦的想法很不协调。

　　令克雷莫夫伤心的是，巴秋克不向他提出任何同报告有关的问题。报告仿佛同巴秋克实际进行的事情毫无关系。

　　巴秋克所说的那些关于战争初期的情况，令克雷莫夫吃惊。在从边境线大撤退的时候，巴秋克率领自己团往西，夺回了被德国人占领的渡口。正沿着公路撤退的上级领导认为他打算向德国人投降，立刻在公路上对他进行审讯，经过一通骂娘和歇斯底里的大叫大嚷之后，便下令枪毙他。他已经站在一棵树旁等候命安排，在最后一刻，红军战士们把自己的团长夺了过来。

　　“是啊，”克雷莫夫说，“问题很严重，中校同志。”

　　“虽然没有心脏破裂，但毕竟引起了心脏病，还算不错。”巴秋克回答说。

　　克雷莫夫用有点儿做作的语调说：

　　“听说在雷恩卡的那次枪决了吗？戈罗霍夫现在在干什么？”

　　巴秋克斜睨了他一眼。

　　“他能做什么？也许在玩‘傻瓜’牌吧。”

　　克雷莫夫说，有人事先告诉他，说巴秋克这里将有个特等射击手会议，他很有兴趣参加。

　　“那当然很有意思，不会没意思的。”巴秋克说。

　　他们谈到前线的形势，令巴秋克不安的，是德军夜间在北部地段悄悄集结。

　　当特等射击手们聚集在师长的掩蔽部时，克雷莫夫才弄明白这些大馅饼是为谁烤的。

　　靠墙和在桌子四周放着的长凳上坐着穿棉衣、十分羞怯、拘谨而又充满自尊心的人们。后面进来的人竭力不发出声响，像放铁锹和斧子的工人们那样把自己的冲锋枪和步枪放在角落里。

　　著名特等射击手扎伊采夫的脸庞就像在家里似的，显得十分可爱，他是个招人喜欢的镇静自若的农村小伙子。但当扎伊采夫扭过脸，眯缝起眼睛时，他脸庞的刚毅便突显出来。

　　克雷莫夫记起战前的一个偶然印象：有一次他在会议上见到自己过去的一个熟人，突然发现一向显得十分严肃的熟人，那脸庞完全变了一个样子，老是眨巴的眼睛，低垂的鼻子，半张着的嘴和不大的下巴组成一幅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画面。

　　坐在扎伊采夫身旁的是迫击炮手别兹季季科（一个窄肩膀、一双栗色眼睛总是笑眯眯的人）和年轻的乌兹别克人苏莱曼·哈利莫夫，小伙子像小孩子似的噘着厚嘴唇。用手帕擦去额上汗珠的炮兵——特等射击手马采古拉是个多子女的人，他的性格同狙击手的可怕营生毫无共同之处。

　　而其余来到掩蔽部的狙击手——炮兵中尉舒克林、托卡廖夫、曼茹拉、索洛德金，他们看上去完全是些腼腆、羞怯的小伙子。

　　巴秋克低着头向到会的特等射击手们详细询问各种情况，那样子像个求知欲很强的学生，而不是斯大林格勒最有经验、最聪明的指挥员之一。

　　当他把脸转向别兹季季科时，所有在场的人的眼睛里都露出等待看好戏的愉快神情。

　　“呶，好像他们行动了，别兹季季科？”

　　“昨儿个俺同德国人进行了激战，中校同志，这您已经察觉到啦，早晨起俺打死了五个德国鬼子，用了四发迫击炮弹。”

　　“是啊，那还不及舒克林能耐，用一门炮击伤十四辆坦克。”

　　“他用一门炮打，那是因为他连里只剩一门炮啦。”

　　“他往德国人的酒糟堆里开炮。”美男子布拉托夫说，并且脸红起来。

　　“俺把它当作普通掩蔽部哩。”

　　“是啊，当作掩蔽部了，”巴秋克说，“今天有发迫击炮弹把门给轰了下来。”说着朝别兹季季科转过身子，用乌克兰语责备道：“我说，别兹季季科你这个狗崽子，你干什么吃的，是我教你打得那么没准头的吗？”

　　最腼腆的瞄准手曼茹拉拿起一张馅饼，轻声说：

　　“面和得好极了，中校同志。”

　　巴秋克用步枪子弹敲着杯子说：

　　“怎么回事，同志们，严肃点。”

　　这是类似在工厂和田间宿营地里召开的一次生产会议，但坐在这里的不是织布工，不是面包师，不是裁缝师傅，人们谈的也不是面包和脱粒。

　　布拉托夫讲述，他发现一个德国人搂着女人在路上走。他强迫他们趴在地上，在打死德国人之前，让他们从地上爬起来三次，然后又强迫他们趴下，打出一梭子弹，在离德国人腿部二三厘米远的地方扬起一股尘土。

　　“当他俯身站在她上面时，我打死了他，让他们十字交叉躺在路上。”

　　布拉托夫讲得有气无力，但他的讲述令人震惊，这在士兵的交谈中从未有过。

　　“行了，布拉托夫，别信口胡诌了。”扎伊采夫打断他说。

　　“我信口胡诌？”布拉托夫不解地说，“今天我的总数为七十八个。政委同志不允许撒谎，瞧，这是他的签字。”

　　克雷莫夫想插话说，要知道在被布拉托夫打死的德国人中间可能就有工人、革命者、国际主义者……这点必须牢记，否则便会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克雷莫夫没吱声。这种想法对战争来说是不需要的，它不能鼓舞士气，而只能从思想上解除武装。

　　发音不清、头发灰白的索洛德金讲他昨天怎样打死八个德国兵，然后补充说：

　　“就是说，俺是个取人性命的农庄庄员，法西斯分子在我们村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俺自己也流过血，受过三次伤，于是俺就由一个农庄庄员变成了狙击手。”

　　郁郁寡欢的托卡廖夫解释如何更好地在德国人去打水和上厨房的路边选择狙击地点，并且顺便说：

　　“老婆写信说，许多在莫扎伊城下被捕的人给打死了，他们也杀死了我儿子，因为我把他叫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哈利莫夫激动地说：

　　“我从来不鲁莾行事，如果把我惹急了，我就开枪。我来到前线，我的朋友是古罗夫中士，我教他乌兹别克语，他教我俄语。他被德国人打死后，我干掉了十二个德国佬。我从一名军官身上摘下望远镜，挂在自己脖子上说：您的命令完成了，政治指导员同志。”

　　狙击手们这些创造性的汇报毕竟让人感到可怕。克雷莫夫这辈子一直嘲笑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嘲笑为在集体化时期遭受苦难的富农分子唉声叹气的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和斯特拉姆。他对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说起1937年的事件：“算了吧，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直到现在他还想说，他始终毫不动摇地准备消灭白匪军的恶棍们，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帮败类，消灭那些富农分子。他想说，他从来不会对革命的敌人抱有任何怜悯和同情，但当人们把德国的工人同法西斯分子一起打死时，他高兴不起来。狙击手们的交谈毕竟让他感到可怕，尽管他们知道，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是为了什么。

　　扎伊采夫开始讲述自己在马马耶夫岗旁同一名德国狙击手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较量。德国人知道，扎伊采夫在盯着自己，而他也在盯着扎伊采夫。他们两人势均力敌，谁也无法摆布谁。

　　“这天他撂倒了我们三个人，而我守在活动小屋里，一枪没发。他打了最后一枪，射得非常准，一个战士倒下，侧卧着，伸开手臂。这时从他们那边走来一个带公文包的士兵，我守着，望着……他知道，有个狙击手守在那里，会朝那个士兵开枪，把他打死。这点我心里也很清楚，他准保会趁此机会挪动一下。我知道，那个被他打死的战士他没看清，很想看上一眼。静极了。又一个德国人提着桶跑了过去，我还是沉默着。又过了十六分钟，他开始欠起身子，站了起来。我一下子挺直了身子……”

　　重新体验着这场经历的扎伊采夫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在他脸上偶尔显露的那种特别刚毅的表情，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