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尼娅独自一人住在古比雪夫市，她很喜欢这种独身生活。

　　似乎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虽说生活相当艰苦，但她却感觉轻松、自在。她好长时间没有报上户口，领不到食品供应卡，每天只能凭午餐券在食堂吃一顿饭。她从早上就想着开饭的钟点，等待到食堂去喝一盘汤。

　　在这段时间里，她很少想起诺维科夫，对克雷莫夫她却想得较多，几乎经常想念他，不过这些隐藏在心底的念头不太强烈。

　　对诺维科夫的思念时隐时现，并没有使她感到烦闷。

　　可是有一次，她在街上远远看见一位穿军大衣的高个儿军人，在最初的一瞬间，她恍惚觉得此人就是诺维科夫。于是她感到气喘，两腿发软，一阵狂喜冲上她心头，使她感到手足无措。过了一分钟她才明白自己认错了人，那股激动情绪也随即被她忘却了。

　　这天夜里，她突然醒来，心想：

　　“他为什么不来信呢？他明明知道我的地址。”

　　她一个人住在这里，身边既没有克雷莫夫，也没有诺维科夫，更没有什么亲人。她觉得，这种自由自在的独身生活也是一种幸福，然而这仅仅是她的感觉而已。

　　此时，莫斯科的许多人民委员部、机关、报社迁到了古比雪夫，这里成了临时首都。各国外交使团、大剧院、著名作家、报幕员、外国记者也都从莫斯科疏散到这里。

　　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住在一些狭小的房间里、旅馆里、集体宿舍里，从事着他们的日常工作；处长们、局长们、总局局长们和人民委员们领导着所属机关的人员和国民经济部门的工作；特命全权大使们乘坐着豪华汽车，去出席苏联外交领导人的招待会；乌兰诺娃、列梅舍夫 、米哈伊洛夫 在为芭蕾舞观众和歌剧观众演出；合众国际社常驻代表沙皮罗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向苏联情报局局长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 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作家们在为国内外的报纸和广播电台撰写简讯；记者们正根据在部队医院里采访的材料写军事题材通讯。

　　然而，在这里，莫斯科人的日常生活与往常就大不相同了。英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夫人克里普斯女士，凭餐券在旅馆的餐厅就餐后，将吃剩下的面包、方糖卷在报纸里带回房间去；世界各国通讯社的代表们经常上集市，挤在伤员们中间，久久地评论着自种烟叶的质量，卷一支烟品尝一番，或者轮换着脚站在那里，排队上澡堂；慷慨好客的著名作家们喝着自酿酒，就着定量供应的面包，谈论世界上的种种问题以及文学的命运。

　　庞大的机关挤在古比雪夫狭小的办公楼里。苏联各大报社的领导人不得不在办公桌前接待来访者，下班后孩子们就在这些桌子上做功课，妇女们在这些桌子上做针线活。

　　在疏散地，庞大的国家机关的这种散漫生活富有某种魅力。

　　为了报户口，叶尼娅颇费周折，忍受了长久的焦虑不安。

　　叶尼娅在一所设计院找到了工作。院长利辛中校身材魁梧，嗓门不高，一开始他就忧心忡忡，叹息院长责任重大，不便录用一个没有正式户口的工作人员。利辛吩咐她到警察局去一趟，把设计院的录用证明交上去。

　　区警察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接过叶尼娅的身份证和证明信，叫她三天后来听取答复。

　　叶尼娅在指定的日子走进这条光线很暗的走廊。坐在这里等候接待的人，脸上带着一种独特的表情，只有到警察局办理身份证和报户口的人才会有这种表情。她走到一个小窗口前，一个涂着深红色指甲的女人把身份证递给她，用平静的声音对她说：

　　“您被拒签了。”

　　她又重新排队等候，打算同户籍科的科长谈一谈。排队的人一边低声交谈着，一边打量从走廊上走过的涂着口红、穿着棉制服和皮靴的年轻女办事员。这时，随着一阵咯咯吱吱的皮靴声传来，一个身穿夹大衣，头戴鸭舌帽，围巾下面露出军便服领口的人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他用钥匙打开那个不知是英国制造还是法国制造的门锁，这就是格里申，户籍科的科长。接待开始了。叶尼娅发现，轮到的人并不像往常经过长久的等待终于轮到自己那样高兴，他们走近门口时不停地左顾右盼，仿佛打算在最后一分钟逃跑似的。

　　叶尼娅在排队等候时听到不少议论。有些女儿无法在母亲家里登记户口，一个要在哥哥家报户口的中风的女人遭到拒绝，一个前来照料残废军人的妇女也没有报上户口。

　　叶尼娅走进格里申的办公室。他默默地向她指了指椅子，然后看了看她的证明信说：

　　“您已经被拒签了，您还要做什么呢？”

　　“格里申同志，”叶尼娅说，她的嗓音有些颤抖，“您要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没有领到食品供应卡。”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他那张宽大的年轻面容上流露出冷漠的神色，若有所思。

　　“格里申同志，”她说，她的嗓音仍在颤抖，“您想想，这算怎么回事。在古比雪夫市，有一条以沙波什尼科夫的名字命名的大街，沙波什尼科夫就是我父亲。他是萨马拉 城革命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您居然拒绝给他的女儿登记户口。”

　　那双安详的眼睛望着她。她说的话他听得清楚明白。

　　“需要有调令，”他说，“没有调令我无法给您登记户口。”

　　“我是在军事机关工作。”叶尼娅说。

　　“从您的证明信上看不出这一点。”

　　“这一点有用吗？”

　　他很不乐意地回答说：

　　“可能有用吧。”

　　第二天早晨，叶尼娅来上班时对利辛说，警察局拒绝给她上户口。他两手一摊，嘟哝道：

　　“唉，简直是胡闹，难道他们不明白，您一开始就是我们这里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您正在从事一项具有国防性质的工作吗？”

　　“我也这么说，”叶尼娅说，“他说需要开一封介绍信，证明我们机关属于国防部领导。我恳求您，给我写个证明吧，我晚上带上证明信到警察局去一趟。”

　　过了一会儿，利辛走到叶尼娅面前，用带有负疚情绪的嗓音说：

　　“需要警察局给我们发一封查询公函，没有查询公函我无权写这类证明。”

　　晚上她又到警察局去了，坐在那里排了半晌队，终于来到格里申的办公室，她痛恨自己不该流露出讨好的微笑。她请求格里申向利辛发一封查询公函。

　　“我不打算写任何查询公函。”格里申说。

　　利辛听说格里申拒绝发公函，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这么办吧，请他打电话问问我也行。”

　　第二天晚上，叶尼娅去看望她父亲的一位老相识——莫斯科来的文学家利莫诺夫。下班后她立刻赶到警察局，请求坐在那里排队的人，允许她直接去见户籍科长，只占用一分钟，仅提一个问题。排队的人们耸了耸肩，把眼睛移向一旁。叶尼娅生气地说：

　　“唉，这么不通情理，好吧，谁是最后一个？”

　　这天警察局给叶尼娅的印象特别糟糕。一个腿部浮肿的女人在户籍科长的办公室里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高声叫道：“我求求您啦，我求求您啦！”一个缺一只胳膊的残废在格里申房间里用脏话骂娘，他后面的一个人也叫嚷起来，房间里传出他的喊叫声：“我不走！”但他很快就走了。在喊叫嘈杂时唯独听不见格里申的声音，他一次也没有提高嗓门，仿佛他不在屋里，人们在向自己喊叫，在自己吓唬自己。

　　她坐在那里排了一个半小时，才走进格里申的办公室。格里申轻轻点了一下头，说了声“坐吧”。她对此报以温柔的表情，匆匆说了句“非常感谢”。为此她暗暗憎恨自己。她又请求格里申给她的院长打个电话，因为利辛起初怀疑没有带编号和印章的公函他是否有权开证明信，但后来他同意了，答应写一封证明信，说明这是对“您某月某日的口头查询”的书面答复。

　　叶尼娅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白纸摆在格里申面前，白纸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利辛的电话号码、名字、父称、军衔、职务，而括号里用小字写着“午休前后”。但格里申对摆在他面前的白纸看也没有看一眼，说：

　　“我不作任何查询。”

　　“这是为什么？”她问道。

　　“没有这个规定。”

　　“利辛中校说，没有查询公函，哪怕是打个电话也行，否则他无权开证明信。”

　　“既然无权开，那就不开呗。”

　　“可我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知道。”

　　他平静的语气使叶尼娅感到手足无措，假如他听了她毫无条理的陈述表示气愤、恼火，她心里也许会好受些。但他半侧着身子坐在那里，连眼皮也不动一下，全无神色。

　　往常同叶尼娅谈话时，男人们会发觉她长得很漂亮，她也总能察觉这一点。但格里申望着她，好像望着一个眼泪汪汪的老太婆，或者望着一个残废。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