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佳，我现在住在敌占区，在犹太人隔离区带刺的铁丝网里面，但我相信这封信能送到你手里。你的回信我永远也收不到了，因为我很快就不存在了。我想让你知道我最后几天的生活，带着这样的念头离开人世我会感到轻松一些。

　　维佳，真正理解人是很困难的……7月7日那天，德国人冲进了城。我在门诊部接诊完病人，正在街上走着，听见街心花园里的无线电收音机正在播送最新消息，我停下来听了听，女播音员在用乌克兰语播送一篇战地报道。我听见远处在放炮，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些人匆匆跑过街心花园。我朝家里走去，心里感到奇怪，我怎么会没听见空袭警报的信号呢。这时，我突然看见一辆坦克，有人喊了一声：“德国人冲进来了！”

　　我说：“不要扰乱人心。”头天晚上我到市苏维埃秘书家里去过，问他有关撤退的事，他生气地说：“现在谈论这个为时过早，我们连名单还没确定呢。”然而，德国人的确是进了城。这一整夜邻居们都在相互串门，最沉着的要数小孩子和我了。我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别人遇上什么情况，我也会遇上什么情况。起初我非常害怕，因为我心里明白，我再也见不着你了，我多么想再看你一眼，再吻一下你的额头、眼睛，后来我转念一想，只要你平安无事，也算是我的福气了。

　　快到早晨的时候，我睡着了，醒来时我感到痛苦万分。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躺在自己床上，却感觉自己是在异地他乡，孤身一人，无依无靠。

　　这天早晨，我又记起自己是个犹太人，在苏维埃政权年代，这件事我早已遗忘了。站在行驶着的大卡车上的德国人大声呼喊：“Juden Kaputt（犹太人完蛋了）！”

　　后来我的几位邻居也让我想起这一点。管院子的工人的老婆站在我的窗户外面，对一个女邻居说：“谢天谢地，这回犹太人完蛋了。”这话从何说起呢？她儿子娶了一个犹太姑娘，老太婆去儿子家里做过客，还给我谈起过她的几个孙子。

　　我有一位邻居是个寡妇，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儿，名叫阿廖努什卡，她有一双漂亮的蔚蓝色大眼睛，我过去给你写信提到过她。这位女邻居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安娜·谢苗诺夫娜，请您傍晚之前把东西收拾一下，我要搬到您的房里来住啦。”“好吧，那么我就搬到你的房里去。”“不，您搬到厨房后头的小储藏室里去。”

　　我拒绝了她，那间小屋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火炉。

　　我到门诊部去了，等我回来一看，我房间的门被撬开了，我的东西被扔进了那间储藏室。那位女邻居对我说：“长沙发我留下自己用了，反正也无法把它放进您的新居里去。”

　　说来奇怪，她毕业于中等技术学校，她已故的丈夫很文静，是个非常好的人，曾在乌科波斯皮尔卡当会计。“您不受法律保护。”她说。听她那口气，好像这对她大有好处。而她的阿廖努什卡在我房里坐了一个晚上，我一直在给她讲故事。这就算是庆贺我乔迁新居吧，她不想去睡觉，母亲过来把她抱走了。

　　亲爱的维佳，后来我们门诊部又开始接诊病人了，而我和另一名犹太医生却被解雇了。我要求他们发给我上月的工资，但新来的主任对我说：“您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挣的工钱，让斯大林发给您吧，您往莫斯科给他写信吧。”

　　护理员马鲁夏拥抱了我，低声哭着对我说：“天哪，我的天哪，您将来怎么办呢，你们这些人将来怎么过呢？”特卡乔夫医生握了握我的手。有人同情我，有人幸灾乐祸，我不知道是幸灾乐祸令人难过呢，还是人们打量奄奄一息的病猫时的怜悯目光更令人难过。我设想到这一切会落到我的头上。

　　有许多人使我感到吃惊，不仅仅是那些愚昧无知、生性凶狠、没有文化的人，就连那个老教师也不例外。他已经75岁了，领了退休金，他经常打听你的情况，叫我向你问好，一谈到你就说“他是我们的骄傲”。可是在这些倒霉的日子里，他遇上我也不打招呼了，扭头就走，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警备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说：“这下空气变清新了，不再有大蒜味了。”他真不该说这话，这句话玷污了他的身份。在那次会议上，散布了多少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然了，维佳，不是所有人都出席了那次会议，许多人拒绝参加。你要知道，据我所知，自沙皇时代以来，反犹太人运动是与“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 的人们盲目排外的爱国主义有联系的。现在我看得很清楚，那些高喊驱逐犹太人、拯救俄国的人，在德国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为了一点微小的利益随时准备出卖俄国。住在郊区的一些无赖开始抢占房子，抢掠被褥和衣服，当年霍乱病人闹事，有些人亲手杀死医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有些人精神空虚，不敢主持正义，他们对坏人坏事唯唯诺诺，唯恐违背了当局的意愿，引起他们的怀疑。

　　不断有一些熟人跑到我家来传递新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疯狂的神色，仿佛神经错乱了，在说胡话。比如有一个古怪的说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似乎藏在邻居家里可靠些，我觉得让我们藏东西是个骗局。

　　不久就公布了迁移犹太人的命令，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得超过十五公斤。不少楼房的墙壁上张贴着黄色的告示：“所有住户必须在1941年7月15日傍晚六点钟以前移往老城区。不愿搬迁者统统枪毙。”

　　就这样，亲爱的维佳，我也打点好了行装。我随身带了一个枕头，几件衣服，还有你送给我的那只小茶碗，一只汤匙，一把餐刀，两只碟子。一个人需要多少东西呢？我带了一些医疗器具，又带了你的来信，已故的妈妈和达维德舅舅的照片，还有你和爸爸的那张合照，一本普希金选集，一部都德的《磨坊书简》，一部莫泊桑的《一生》，一本小字典，带了一本收录《没有意思的故事》和《黑衣教士》的契诃夫选集。就这样，我把自己的小提篮塞得满满的。在这座住所里，我给你写过多少信，夜间我哭过多少回啊，现在我要向你谈谈我的孤独。

　　告别了房屋和小花园，我在一棵树下坐了几分钟，然后同邻居们道了别。有些人做事怪得很，两位女邻居当着我的面争吵起来，为的是谁要我的椅子，谁要我的小写字台。然而我同她们道别的时候，她们两人都哭了。我请求邻居巴桑尼科夫妇，等战争结束了，你回来打听我的情况时，让他们讲得详细一些，他们答应我了。那条看院子的小狗托毕克使我深为感动，最后一个晚上它对我特别亲热。

　　你要是回来了，一定要好好喂喂它，为了它对一个年迈的犹太人的友好态度。

　　我打点好行装准备上路的时候，心里又发起愁来，我实在没有力气带着提篮走到老城区。这时我的一位患者意外出现在我面前，他一向神色忧郁，我曾觉得他是个缺少同情心的人。他动手帮我提行李，还给了我300卢布，对我说，他以后每周给我送一次面包，叫我在围墙边等他。他在一家印刷厂工作，由于眼睛有病没有让他上前线。在战前他曾找我看过病，那时候假如让我列举一些富有同情心、心地纯洁的人，我可以列举十个人的名字，但不会提到他。你要知道，维佳，他来了之后，我又感觉自己是个人了，可见不仅仅是看院子的狗对我报以同情。

　　他对我说，在本市的印刷厂里，正在印一份禁令：禁止犹太人在人行道上行走，犹太人必须在胸前佩戴一个用黄布做的六角星；犹太人无权坐公共交通工具，无权上澡堂，无权上诊所看病，无权进电影院；禁止他们购买黄油、鸡蛋、牛奶、浆果、白面包、肉食，以及除土豆以外的各种蔬菜。只有在晚上六点钟以后，农民们离开集市的时候，才允许他们到集市上去买东西。老城区的四周要围上带刺的铁丝网，任何人不得走出铁丝网以外，被强迫做工的人在哨兵押送下方可出城。只要在俄罗斯人家里发现犹太人就枪毙主人，以窝藏游击队员论处。

　　舒金的岳父是个上了年纪的农民，从邻近的楚德诺沃小镇来到此地。他亲眼看见当地的犹太人提着包袱和皮箱，全部被赶进森林，整整一天，森林里不断传来枪声和惨叫声，无人生还。住在他岳父家里的德国人晚上很晚才回来，喝得醉醺醺的，又接着喝到天明。他们喝酒、唱歌，当着老头的面分胸针、戒指、手镯。我不知道，这是偶然的胡作非为，还是等待着我们的命运的前兆？

　　亲爱的孩子，我去往极端落后的犹太人隔离区的时候，一路上的景象凄惨极了。我走在我曾经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的城市，起初我们沿着空寂无人的斯韦契纳雅大街走去。但是，当我们来到尼科尔大街时，我看见数百人向那个可怕的犹太隔离区走去。由于挤满了包袱和枕头，街道上望去一片苍白。病人们被人搀扶着，马古利斯医生瘫痪的父亲被人用毯子抬着。一个年轻人抱着一个老太婆向前走去，背着包袱的妻子儿女跟在他后面。食品杂货店经理戈顿是个胖子，他穿一件毛皮领大衣，气喘吁吁地走着，汗水顺着他的脸流下来。一个年轻人使我大为惊讶，他没有带行李，两手捧着一本打开的书，昂首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