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知道这样一封信完全在你们的意料之外。当你们在一位终身碌碌无为的历史教师的遗物中发现如此一个泛黄的信封时，一定会以为那是我与某位友人之间咬文嚼字的通信，或是写给你们过世太早的母亲、没来得及寄出的情书，再不然，便是我留给你们淡而无味的只言片语，就像过去二十几年里我每日所说的那些安身立命的迂腐道理。然而这不是。这封信关于一段往事，一段我原本希望永远封存在记忆中的往事，可当接到确诊通知书的那一天，我突然感到非常恐惧，害怕生命太早消逝，这段往事将随着我一起化为飞灰。我下定决心，写下这封信，将它夹在《中国抗日战争全史》第一册的扉页，如果你们中有人同我一样对历史略感兴趣——哪怕只是因为整理我的遗物也好——打开我的书橱，这本书就在书橱第一层最显眼的位置等待你们翻阅。看完这封信之后，你们会获知一段无人知晓的历史，一段中日战争史中埋藏极深、意义重大的秘史。到那时，希望你们以自己的学识、智慧和人格做出判断，决定是否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众，这个选择已经困扰我接近四十年，如今我终于可以卸下重担了，这是死亡能够给予我的最好安慰。
匆匆奉白，信长且乱，见谅。
1
到如今我还能清楚记得那一天的日期：1965年12月4日。因为几天前，《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名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在中文系引起激烈讨论，在我们历史系内部也引起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辩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就连教研室走廊上都站满了大声争辩的教师，这种环境让人很难专心致志地批改作业。
那天刚上完下午第二节课，我回到教研室收拾东西准备回宿舍，刚走出主楼楼门，还没打开自行车锁，一名学生就小跑着出来叫住了我，说系主任在到处找我，看样子还挺着急。我对当时任历史系主任的老严还是比较头疼的，我们之间许多观点并不合拍，偏偏他还对我青眼有加，总喜欢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沏上热茶摆龙门阵。既然被学生叫住，我只能揣起钥匙，夹着公文包转回系里，敲开了二楼最东头主任办公室的门。这一次会面，本以为是又一次话不投机的清谈，谁知道最终竟颠覆了我的整个人生观，以至于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我都无法走出这一天留下的阴影。
老严开了门，笑呵呵地让我进屋，我一看就觉得气氛不对，屋里有客人。办公室的肖大姐正提着暖壶给客人倒茶，白瓷杯里漾起碧绿的茶香，那是主任轻易不肯拿出来的上好龙井。两个陌生的同志一坐一站，站着的是个小年轻，穿着没有军衔的崭新军装，样子显得有点拘束，手碰一碰茶杯的柄又赶紧挪开，看上去不好意思端起来喝；坐着的是个三四十岁的干部，皮肤黝黑，穿着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的灰色干部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不知道是来自哪个机关。
“这位是赵……同志，身后站着的是小李。这位呢，是我们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的讲师张老师，他对中日战争这段历史相当有研究，应该能配合你们的工作。”老严热情地介绍道。
我莫名其妙地走过去，伸出右手跟站起来的干部相握。
“张老师你好，我姓赵。”这人脸黑沉沉的一丝笑容都没有，介绍中也没有单位和身份头衔。
我们分别在沙发上坐下，肖大姐给我沏上龙井茶，端着暖壶出去了，我奇怪地望向老严，看到他正把一封盖着红图章的介绍信对折之后塞进信封，小心翼翼地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
“张老师，这次到师大来请求你们协助，不能说是政治任务，但确实与一宗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事件有关。我们急需一位熟知近代日军侵华战争史的人参与到工作当中，严主任介绍了你，是肯定你的能力与政治水平，有为祖国和人民付出的立场和觉悟。”姓赵的干部嘴里说着场面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得我心里有点儿发毛。
“我只是个小讲师而已，说不上有什么能力，不过能帮得上忙的话还是很乐意的。”我顺着他的话答道，眼神又飘向老严，示意他赶紧把前因后果说清楚了。
老严从抽屉里拿出一听马口铁罐装的红双喜卷烟，取出烟来发给大家，“抽烟抽烟。这位赵同志是从昌平过来的，路上跑了整整一下午。小张啊，我已经给你开好假条了，你吃过晚饭就随着赵同志去昌平办事，两天、三天回来都不打紧，你的课我让别人先代着，工资照发，每天一元五角钱的伙食补助，你看呢？”
我满头雾水接过香烟，从兜里掏出火柴点着，“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出差倒是没事儿，可究竟去做什么呢？难道是抗日遗迹的恢复性重建？要说出现场也轮不到我啊……”
站在旁边的小李同志脸红红地接过一根卷烟，就着老严手里的火柴点了，吸了一口，捂着嘴咳嗽两声。姓赵的干部轻轻把老严的手一推，自己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铝箔纸包的烟盒，倒出一根带过滤嘴的香烟叼在嘴上。“这件事的保密等级比较高，我们不能多说，你同意的话，请签署这份保密协议，到了那里之后就明白了。”他没急着点燃香烟，先从身旁的人造革挎包里掏出一摞纸来摊在茶几上，又摸出一支钢笔，摘下笔帽递给我。
我草草扫了一眼纸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没看太明白，就看见最上面的框框里写着“等级：绝密”，末尾公章盖的是“公安部预审局”。这个单位我从没听说过，不由得抬起头重新打量一下对面的干部，姓赵的似乎习惯别人盯着他的眼光，眼神木木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是好事，小张。”老严靠在办公桌上吐着烟圈，“好事。”
当时那种环境之下，不由得我不捉起笔，在保密协议最后签下自己的名字，那时想得也简单，不管是苦差还是美差，出趟门散散心总比待在系里听别人吵嘴强，再说不就是去昌平嘛，一天就打个来回了。
“谢谢你，张老师。”姓赵的干部收起协议和钢笔，再次站起来跟我握手，我也赶忙站起来拉住他的手，心里还想这个赵干部看起来冷冰冰的，做人还挺热情。谁知他转脸对严主任说：“那么我们现在就动身了，晚饭在那边解决吧，趁着天没黑，还有一截山路要爬。”
“吃完饭再走吧，食堂现成的热乎乎的饭。”老严都从抽屉里掏出饭票了，闻言可怜巴巴地瞅着对方。
赵干部一点不领情地回绝道：“下次吧，下次。张老师，也不用收拾什么行李，顺利的话明天就能送你回来，咱们这就出发，没问题吧？”
“没、没问题。”我那时候脑中就一个念头：要去的地方可千万别让换拖鞋，我的两只袜子后跟都破了大洞，千不怕万不怕，就怕脱鞋。
2
他们的车停在校门口，是一辆成色特别好的黑色伏尔加汽车，这种车子我们俗称“金鹿”，是当时最气派的汽车之一。自从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之后，保养良好的伏尔加汽车越来越少见，街上跑的都是上海凤凰牌小轿车和仿造伏尔加的东方红牌小轿车，看起来拼拼凑凑不像样子。小李别看是个娃娃兵，开车开得相当不错，轿车从和平门外新华街出发，平平稳稳驶着，没用一会儿就出了北京城。
赵干部坐在前排，一路上都不说一句话。小李不时从镜子里瞅我一眼，仿佛有心说话又不敢说。我自己闷在后排，心里有点隐隐约约的不安，也有点后悔临行前不去趟厕所，不过面上还是显得淡定，假装望着外面枝叶全无的枯树一棵棵地掠过。
车子开得稳当，暖气又开得足，没用多久，我就抱着公文包睡了过去，等再醒来的时候外面已经一片漆黑。我是被颠醒的。路况明显变差了，伏尔加轿车射出两道昏黄的光，照亮前方坑洼不平、弯弯曲曲的柏油路，我感觉车子似乎是在上坡，发动机嗡嗡地吼着，速度却快不起来。这天月光星光都不明朗，窗外树影婆娑，看不清走到了什么地方，车里除了发动机运转声和暖气的呼呼风声之外一点动静都没有，小李的侧脸映着仪表板的灯光，绿油油的有点吓人。
“快到了。”姓赵的干部突然开口说了句话，吓得我汗毛全竖了起来。“是吗，快到了就好。”我敷衍应道，心里不断盘算着这是走到了什么荒山野岭。
没想到赵干部说得真准，几分钟后，伏尔加轿车转过一个弯，面前豁然开朗，隐隐约约能看出这是一个口袋般的地形，除了车子驶进来的一条柏油路之外，其他三个方向都被崇山峻岭包裹着，三座山峰像把老虎钳将一片黑压压的建筑夹在中央。随着车子驶近，建筑物高耸的外墙和铁丝网变得清晰起来，四只探照灯来回扫射，围墙四角都有高高的岗楼——这分明是一座监狱！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秦城监狱，只感觉有点毛骨悚然。监狱这种东西就算白天看也显得鬼气森森，小的时候我住家在北京德胜门外，距离功德林监狱不远，那座由寺庙改建的老监狱给我童年留下了不少恐怖的阴影。“赵同志……我们到监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