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

　　架上数百册英文书，大多是2000年前后在美国游学时所购。这些图籍，每一本都曾经我手翻阅、装箱、上架。它们在我眼中的样子，除了书籍本身的形状：开本、色泽、图案之外，还包含某种无形之物：某个场景、某些人物、某种情绪、某次相遇，甚至，某种气味、声音和光线。人与书，有聚，有散。无论聚散，都是故事，都是因缘。

　　有很长一段时期，访求书籍，在我，可说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游学美国，这种诱惑不是被抑制和减弱了，而是被释放和增强了。因为那里好书更多，求取更易，甚至价格（至少相对价格）也更廉。在那段时间，往来于书店之间，流连于书架之下，是我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生活的一大乐事。三册游学日记，几乎就是一部访书录，记下了每一次与书的相遇：时间、地点，自然，还有书和与书有关的人。

　　第一次与书相遇的记录，是开始在纽约生活的第一天，1998年9月10日。

　　第一天的安排照例琐碎繁杂：到不同地方，见不同的人，办理各种手续。但就是那天，抽空听了Waldron教授一节课，又在回寓所的路上进了法学院一间小书店，在那里买了三本书，一本探究美国人法律经验的法律史著作，一本以公民身份为主题的文集，还有一本人类学家E. Gellner的书。我进那间小店，原本是去找Waldron教授指定的课程用书，但那次我买的书，却没有一本与课程相关。也许，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种内心渴望要得到满足。

　　接下来几天，均有购书记录。隔了一日，周六，下楼购物，结果先进了邻街一家旧书店。书店上大书：THE LAST WORD，店名响亮而富寓意。进去浏览一遭，当时受时差之苦，头脑正昏，但是看到Paul Bohannan编的一册（《法律与冲突》），还是眼前一亮。那次买的还有英国法社会学家Roger Cotterrell的（《法律社会学》）。同日晚间，“再出去购物，顺便逛另一家书店，买了G. Minda的。还想买Holmes的，可惜身上钱不够了，请店员留书至明日”。又数日，周二，“顺便到83街的Barnes ＆Noble，……仔细挑选之后，购书四种”，有L. M. Friedman的（《美国法律史》），R. Ballamy的（《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R. Dworkin的（《自由的法》），D. Kennedy的（《司法裁判批判》）。当日的记录还包括这四种图书的价格：大约平均每册二十美元。在洋书里面，这样的价格不算贵，但在美国，还有价格更低的图书市场，那就是折价书市场。

　　抵美不到一周，逛书店四家，购书十册，这场小小的书节狂欢，满足了我蓄积已久的异域购书欲望。自然，这种满足只是暂时的。游学的日子刚刚开始，这段故事也只是一个序幕。不过，以后访书，若非必要，通常只买折价书，毕竟，两者价格差别甚大，而在美国的折价书市场，从来不少机遇和惊喜。

　　纽约大都会，生活节奏快，比较中小城市，尤多变化。十年前旅居曼哈顿，曾遍访哥大周边书肆，如今，书店地图已经改变，而112街一家专营学术书刊的书店，一经发现，立刻成为我时常光顾之所，这家书店的店名：“迷宫”，也开始频频进入我的购书记录。

　　在专营学术书的书店里，“迷宫”规模可观，单“法律研究”一项，就有两大书架。曼哈顿的书店，就我所见，除非列入教科书，法律类没有如此规模。书店分两层。大门进去，和左手的柜台相对，是一面新到折价书的书架。大堂正中，三面书架中间的大桌，平放的都是折价书。楼梯在大门右手、折价书柜后面，楼梯一侧，还有方形的楼梯拐角，也放置了折价图书。二楼是一排排的书架，像是图书馆，楼梯口和书架之间，有时也会摆上长长的条案，专售折价书。

　　“迷宫”不售二手书，折价书亦非二手书。因此，有时在门厅的折价书架上，可以买到三重意义的新书：新近出版且新上架的崭新的书。比如某日，书架上摆出一册J. Habermas 的（《事实与规范之间》），这个有六百三十一页的英译本1996年出版，在英语学界引起不少关注。一年前，香港大学陈弘毅教授以此书赠我，所以我只能“遗憾地”放过这次捷足先登的机会。第二天再去，那本书已经不在。但见一个高大青年，牵了一条苏格兰牧羊犬，站在书架前询问店员何时可以再上此书。我对那青年充满同情，因为我知道，这种机会错过了，不大可能有下一次。我也有过类似经历。我曾在“迷宫”翻看过J. Cliff. Marcus合编的（《写文化》），还有M. R. Damaska的（《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犹豫之间，书已落入他人袋中。还有一次，看到Aries和Duby主编的那套（《私人生活史》），踌躇再三，终究没有下决心买回，后来颇有些后悔，好在以后有机会补救，但那是后话了。

　　游学美东，居住纽约时间最短，但在“迷宫”买书最多，即使后来搬去新泽西的普林斯顿，但凡有机会到纽约，一定要到“迷宫”转上一圈，而且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

　　纽约的书店，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城的Strand，纽约最大的旧书店。那家店真大，书真多，但要沙里披金，亦非易事。住纽约时去过两次，皆有所获。第二次去是在1999年2月27日。那天，与内子往14街一家影院观影，出来后就“顺便”进了旁边的Strand。当时在架上看到一部H. Hardy和R. Hausheer编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文集，书名（《人类研究》），厚厚一册，红底金字，硬面精装。这是一本新书，1997年2月英国出版，当年11月5日，伯林仙逝。眼前的这本是1998年的美国版。书不算太贵，美元标价三十五元。不过，Strand的价格，加上税，也接近三十美元。我有点犹豫。结果是内子买了送我，算是一份迟到的生日礼物。

　　有在纽约访书的经验，初到小镇普林斯顿，难免感到失望。这里没有诸如Barnes ＆rand 那样的巨型书店，也没有“迷宫”那样门类齐全的学术书专营店。大学商店规模不小，但售书部只占其中一角。街上有旧书店三两家，但不像Strand也经营新书，规模更不能与之相比。实际上，遍访镇上所有书店之后，我觉得这一年不会买多少书了。不过，既然在此居住生活，又戒不掉购书癖，只好入乡随俗，在那几家书店转进转出。慢慢地，我发现，这里的书店其实自有格局，在此地淘书也不乏乐趣。

　　去得最多的，是大学商店内设的售书部。10月的一天，约了东京大学的Tatsuo教授在书店见面，我先到一步，发现那里有一角普大出版社廉价书专柜，其中不乏佳作，于是选书七种。那几种书里，最让我得意的是Albert O. Hirs的（《激情与利益》）。书初版于1977年，我手边的则是1997年的二十周年版。新版有Amartya Sen作的序，还有作者本人的新增序言。Hirs的书通常篇幅不大，但思想清晰、深刻、有力，故每出一书，都能开创新局。我喜欢这样的书。更重要的是，就在几天之前，我刚同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讲过话。实际上，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同一间机构：高等研究院的社会科学部。我们的办公室在同一栋建筑的同一层，而他的居所，距离我在Olden Lane上的住处也只有几步之遥。

　　读其书，闻其言，识其人，这种经验，对以学术为业的人原属平常，但在这里，却非有一种特殊因缘不可。高研院社会科学部有教授（faculty）四人，Hirs 最年长，已退休。在职的三位，Cliffeertz、Michael Walzer 和Joan W. Scott，俱为学界翘楚。此前，我的书橱里只有Geertz的几本英文原书。但从那天开始，这种情况改变了。不久，在Witherspoon街一家旧书店购得Walzer的正义理论代表作：（《正义诸领域》）。再往后，书架上有这几位学者署名的图书日渐增加，其中就有Hirs篇幅短小的经典之作：（《退出，表达与忠诚》），和他的另两本小书：（《保守的修辞》），（《对市场社会的不同看法》）；Geertz带有自传色彩的反思之作：（《追寻事实》）；Walzer早年另一本重要著作：（《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和他的另外两本著作；还有Scott在1996年的新作：（《进退维谷》）。值得一提的是，这批书均购自哈佛，确切地说，其中除一种外，全部出自哈佛大学出版社书屋，每册两三美元不等。后来，在我的书房里，四学人书始终自成一类，集中放置在离我书案最近的一个小书架上。曾有过一个念头，想要据此整理出一小套丛书，藉以增进国人对高研院内这一小群学人的了解，但如今，“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