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她的证词，帕特拉在密尔沃基外的郊区长大。她家共有五个孩子，她比其他孩子几乎小了一轮，因此她从小身边围绕的都是成年人。她的父亲是个工程师，母亲之前一直在家照顾她的兄姐，怀了帕特拉之后，她母亲回到学校攻读城市社会学博士。幼小的帕特拉会出现在大学课堂里或者沃基肖的少管所里——陪着她妈妈做助教或者做田野调查。帕特拉上高中的时候，母亲成为大学终身教授了，她兄姐的孩子都有十几岁了，而她的父亲也在那段时间死于大肠癌。帕特拉提前一年结束高中课程，考入芝加哥大学；第三年，她认识了里奥纳德·加德纳博士。她毕业的那周，他们结婚了。他购置的新房位于奥克帕克，是典型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殖民地建筑风格，有一片小菜园、几只猫、一架秋千和一个露台。

　　保罗出生之后，帕特拉会带他参加婴儿音乐早教班；等他开始学走路时，她又带他参加体育早教班。保罗三岁的时候，帕特拉把他送到了镇上首屈一指的幼儿园——蒙特梭利早教中心。她每天都会开车把他送到幼儿园——这一点是经过证人帕特拉的证实的——虽然她不喜欢开车，虽然她更倾向于把保罗留在家里陪她多待一会儿。在地方检察官的逼问下，帕特拉也承认，二月的某一天，保罗的老师向她表达了对孩子健康的担忧；于是帕特拉偷偷带着孩子去见了她母亲的朋友——一位儿科内分泌学专家。检察官拿出一份文件，当庭指出医生为孩子预约了检查，但帕特拉并未带孩子前往。帕特拉解释称保罗在会面之后状态好了很多，因此她检讨了自己无谓的担忧——以及她带孩子去看医生的决定——她认为这是对成长中的孩子的自然波动的过分担忧。利奥计划三月的时候去新建的夏日小屋里待一段时间，而她同意了。“给自己一些心灵空间，”她说，“换换风景。”她也承认，这时的她已经慢慢开始丧失理智了。

　　我还从庭审中得知，我在漫河拿到泰勒诺那天，在我从镇上往返的途中，利奥认定再次“换换风景”是最明智的选择。他为已经失去知觉的保罗穿好裤子，把他的脚塞进鞋里，给他梳好了头发，还往他的背包里放进拼图和火车模型、湿巾和动物饼干，以及他在德卢斯买的小鸟涂色书。到了下午，我拿着一瓶药回来，他们已经从厨房向门外走了。帕特拉率先出门并径直走过我——她的脸色发白，一脸紧张——然后利奥过来了。保罗趴在利奥的怀里，利奥横跨着穿过厨房，像是抱着一大捆木头，或是一个小小新娘。利奥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看了我一眼，便转移到其他东西上——桌子、前门——我搬开一把椅子方便他走，他说“谢谢了，琳达”。保罗一条白皙的胳膊吊在他身后，像是一截了无生气的绳子。

　　后来他们问我：“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他们要去哪里？”

　　他们什么也没说。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他们的车程长达两个半小时，中间会到布雷纳德市以及圣克劳德市的私人住所稍作停留——

　　没说——

　　那晚7点30分左右，受害人由于脑水肿并发症死亡，在此之前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找过医生吗？

　　利奥只是让我帮他们锁门。

　　我最后见到帕特拉时候，她正蹲在车道上，上身伏在膝盖上，双手捂着脸，掌根位于嘴部，看起来像是一大片面包。她踩着软皮平底鞋，牛仔裤没系扣子。等她直起身来，她的整张脸都是湿的，目光失去焦点，嘴巴张开的大小已经超过呼吸的需要了。然后她关上车门，不发一语。

　　他们离开后，我在车道上呆呆地站了很久，手里依旧拿着那瓶药片。过了一会儿，我转身进屋，把它放到桌子上。进屋时，我并没有把鞋脱到门口处，于是地板上出现了一串小半月形的灰色脚印。我走回垫脚垫上，解开棒球鞋鞋带，用扫把扫净灰尘，还用袜子把厨房和大厅的地板擦了一遍。

　　保罗的卧室外飘着一股腥甜的味道。我屏住呼吸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我走进去，拿起梳妆台上的那碟保罗并未吃过的松饼，紧紧握着他那杯满杯的牛奶——看起来如此黏稠——并把它们拿回了厨房。我走到室外的前廊上，从“木卫二”的墙上窃取了几个松果和条状树皮，用胳膊环着走回屋里，对着梳妆台的方向在保罗屋里的小地毯上摆成一个半圆。屋子里的味道变得好了一些，闻起来像是树木的汁液。然后我推开了窗户，让屋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已经有人把床铺卷了起来。我把糖果乐园纸板叠了起来，放回到它的盒子里；又打开保罗的守车夜灯——即便傍晚的阳光以一个精妙的角度穿过树林，以一种不规则的四边形形状投射到地板上，屋里并不黑。我坐在他的儿童床上，躺下。当把自己的皮肤紧贴在褥子潮湿的地方。我盯着四边形的阳光渐渐向里弯曲、变小，变成舞台的形状，缓缓地移到墙上。我那双穿着袜子的脚悬在床边晃着。

　　你还以为他们会回来吗？

　　屋子开始变得阴暗。我能听到嘀嗒嘀嗒的时钟、嘎吱嘎吱的水槽和嗡嗡的冰箱。潜鸟鸣了两次，将夜晚解构，只留下必要的存在。它说，此即是此，彼即是彼。一阵微风晃动窗帘。我并未注意到梯形灯光的消失，我甚至没注意到天已经黑了——直到我听到车道处传来一阵清嗓子的粗哑声音。

　　我站起身来。借着保罗小夜灯的红色光亮，我看到一个男人的轮廓。我第一反应便是，利奥回来了。我以为那是利奥，一种恐惧或解脱——或两种感觉交织在一起——渗透我身体的每个细胞。

　　不过那不是利奥。

　　而是我爸。“你妈让我来的，”他说道，“我需要敲门吗？”

　　他肯定在我睡着的时候推开未锁上的门，将这个空空的屋子侦察了个遍。我睡着了吗？他看着坐在保罗床上的我，像是一个青春期的金发姑娘，穿着下垂的袜子和被汗浸透了的T恤，一脸的愧疚和混乱。

　　“玛德琳？”他试探地问道。

　　我想象着当时我爸眼中的一切——角落里的红色夜灯、环绕梳妆柜摆放着的松果、安置在头顶架子上的兔子和小熊玩偶——以及躺在床里的我。这场景就像是我在树林里搭建了一个精致的城堡之类的——好像这一切都是我创造的，而他走进来，找到正在玩布娃娃的我——或者说是假装在玩布娃娃。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是孩子群里那个最小的。我迅速溜到床边，脚板着地。

　　“本来我是不该进来的，”他道歉道，“但我看到门边放着你的棒球鞋——”

　　他穿着一件我之前穿过的衬衣，柔软的灰色法兰绒布料紧紧地贴着他的胸部；但去年春天我穿着它上学的时候，它是那样肥大地挂在我的肩膀上。头发与平时一样，灰色的马尾辫穿过双城队棒球帽的帽孔。他眨着眼睛，以适应这屋里的灯光。

　　“还好吗？”

　　我以为对于这一问题，只有一种回答能让我控制住自己奔向他，把脸靠在他的胸前。但我可能想错了。

　　“是的。”

　　“你朋友的家人呢？他们？”

　　我能看出来说这些话费了他多少精力。他并不问太多问题——他一贯如此，这让他显得十分善良——而且是所有善良的品质中最善良的那种。但这不是我一直都知道的吗？他不是也告诉过我这一点吗？

　　“他们离开了。我现在正要回家呢。”

　　哪怕这言辞假得如此明显，他也没有反驳我，只说了一句“好吧”。他宽大的手掌再次覆上他的嘴巴，把他想说的一切都揉搓掉了。然后他转身出门，我跟在他身后。

　　在那之后他只又活了十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中风两次，脸因此变得虚浮而臃肿。他最终几乎变成了一个胖子，而这变化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虽然几年来他一定没少长肉，毕竟他走路的次数越来越少，开车的次数越来越多，划船的距离也绝不会超过湖的宽度。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我回了一次家，帮我妈给房子安装御寒设备。那次我看到有人在前排的一棵松树上挂了一个野鸟喂食器。我爸会静静地望着鸟儿来了又走了，就这样看一整天。我还记得一天夕阳西下，天空呈迷人的蓝紫色，我陪他在屋里坐着，看着窗外的鸟儿在雪中扎堆抱团。某一刻，我举起手指着某处说道：“看，一只五子雀！”但马上我便意识到我错了——那是一只跳到树枝上拉屎的朱雀。我知道他也知道，但即便如此，他还是点了点头。

　　我爸就是这样的人。

　　而我妈是什么样的人呢？还是那年冬天，我站在窗边一个凳子上，上面摞着几床被子。屋外的鸟儿们正为了种子打得不可开交——我爸在他的椅子里睡着了——我妈就在一旁不停地说着我爸年轻时候的样子。“他像我的跟屁虫一样，”她絮叨着，完全不觉得自己需要放低声音，“他并不知道自己是想上学，还是听他爸的话去工作还是去捕鱼。当时的他毫无头绪。于是他哪里也不去，就在家里转圈圈。但我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她把手肘放在厨房桌子上未缝完的被子上，翻开那摞书最顶上的那本。那个冬天的她比往常更为焦躁。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