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后肯定能做企业高管，我敢发誓，”我妈曾对我爸如是说道，“她曾在山上用松树，做枕头。”

　　她说这话时，我心里默默想着：十二棵巨大的松树能做两个枕头、七张毯子。

　　我妈开始叫我CEO的时候，我大概也就六七岁的样子，会穿着系扣的睡衣爬到我爸腿上，假装自己还是个他能抱得动、保护得了的小女孩——或者是他平时会用的工具，经过时间的洗礼变得有些磨损，需要他的翻新，比如他很重视的卷尺，他一直用它当腰带。我装嫩的做法是把腿蜷进睡衣里，把大拇指尖放进嘴里，然后开始咬指甲。

　　“别咬了，”我爸警告道，“估计指甲里有艾草屑。”

　　当下，他会用胳膊环抱着我，声音从我的后脑勺后面传来，呼吸会吹到我的头皮上；他在说话前，胸口会发出呼隆隆的声音。这些都让我觉得，我几乎是被宠爱着的。但他很快别过头去，像是要试着从我屁股底下逃离似的。现在我才明白，当时他是累了；他的疲惫让他看起来心不在焉、动作迟缓，脑子似乎被某种他无法识别的思绪僵住了，一时间无法思考任何其他事情。我和我妈就静静地等着他的回应。

　　最后，我妈一边嘲笑着我一边说：“她的模样真是太让人讨厌了。你看看那个样。”

　　“以后别在高速路附近数东西。”我爸用这一句话结束了对话。

　　我慢慢从他的大腿上滑下来。自从塔梅卡和“大孩子团”离开后，我几乎从没离开过公社和小木屋。我一只脚踩到地，接着落下另一只脚，希望我爸会把我抱起来。但他没有。我躺到地上，盯着他靴子上破旧的棕色鞋带。

　　“说真的，”我妈说道，“她告诉我她想测量这个木屋的大小。显然，她还数了家里的盘子。多亏了她，我才知道咱家现在还有十六把勺子。”

　　“孩子都喜欢数数。”我爸说道，脸上一副了然的表情。

　　“是咱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

　　躺在地上的我开始咬我爸的鞋带，还嚼了好一会儿。我从他清嗓子的方式看出，他准备起身去小棚了。

　　屋子只有这么大，一楼只有两间房——厨房和卧室——外加一个通往阁楼的活梯，阁楼里靠着椽的地方放着一张鹅毛褥子，那便是我睡觉的地方。阁楼是用碎木板搭建的，我的铺盖就是一堆浸染着霉菌和烟草味道的军用睡袋。低低的天花板上挂着一块黄色的布，上面印着许多抽着烟的黑猫，图案错杂而又缭乱。睡觉的时候，我妈就会把这块布围在我的睡袋周围——除非是过于寒冷的冬天。冷天里，我爸会把那床陈旧的褥子挂在他肩上，像是背着一个不整洁的胖子——但那是他深爱的人、他希望救活他。他举着褥子走下梯子，把它让在壁炉旁边。“睡吧，”他边对我说着，边用一只宽大的红色手掌抚平褥子，并把一件旧外套团成枕头状，“做个好梦。”

　　他对物品总是很友好，但与人接触是总有那么一点畏惧。

　　冬天实在是太束缚了。我们都围在乌黑的壁炉旁——像是被绳子绑在那里似的。不过我很清楚，如果你能以恰当的方式描述这个场景，你便能讲出蕴藏其中的浪漫，比如讲述维多利亚时代的鬼故事所用的严肃语气就很受人喜欢，我就曾在咖啡店里用类似的套路对牙尖嘴利的约会对象描述“冷冬取暖”，以博得他们的好感。其实，有太多人向往贫穷，即使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他们认为贫穷会把你雕琢成有能力伤害他们的人，就像美一样，有种双面性的迷人魅力。他们无意识地盘点着自己能与之抗衡的能力，准备表示怜悯或反抗。

　　举个例子，就拿我在圣保罗约会的机械师来说，他终于厌倦了从我床上爬起来偷偷溜走的早晨，将见面地点改到他的公寓。一天晚上，我们在他家里吃了墨西哥卷，也喝得有些醉。他在蓝色的地毯上将塔罗牌排成几排，然后指着愚人牌上问我在想什么。他在做机械师之前是学心理学的，对卡尔·荣格 像对化油器一样精通。他想要窥探我的过去。“塔罗牌不是预示未来的吗？”我盘腿坐在地上问道。当时我醉得让他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亲爱的，那是茶叶，不是魔法。”

　　“哈。你在教我迷信，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保证这有益无害，”他跪在地上，身体靠我更近了些，并伸出一只手指继续说道，“给我一分钟。这张牌让你想到了什么？”

　　“如果你非要问我的话，我觉得那个愚人像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好，很棒。接着说。”

　　“他那个棍子上挂着的是一只猪吗？”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说的那是个帆布包。”

　　我眯起了眼睛：“你之前是在哪儿学的塔罗牌来着？”

　　他也眯起了眼睛——虽然他还在微笑：“在你的童年生活中，谁是那个头脑简单的人？”

　　“我跟你说过我知道很多关于狼的事吗？”

　　“哈！小侦察女兵，我认识她。每次你一紧张，你体内的小侦察女兵就会跑出来。”

　　“这么说吧，我是狼专家。你可以随便问我问题，我都知道。”

　　“那么，谁是那个头脑简单的人？”

　　其实，那个老旧的木质壁炉对于童年的我来说非常乏味，让人昏昏欲睡，我并不看它，却离不开它，但我又没由来地讨厌它。我九岁那年冬天，有一天在我坐在地上读《雪橇狗训练手册》时，我把脸颊靠在壁炉上，我的脸因此被烫出了一个半圆状的水泡——像鱼的气囊一般——就在我的左眼下方。这个水泡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长大，高高地鼓在脸上；它是半透明的，每次我向下看，它都会妨碍视线。如果我爸妈注意到它，那他们也没对此引起重视。上学的时候，我找了个借口跑到洗手间，对着镜子刺这个水泡。有时候滑冰选手莎拉也会在那个时候早退跑到洗手间，这样就能在训练前完成换装。她一边嘬着一根棒棒糖，一边将超紧连身裤扯到大腿根处。“真恶心。”她盯着镜子中的我的倒影说道，说着还摸摸自己的脸。

　　有一次，她一脸好奇地走近我，问道：“是你爸爸把你弄成这样的吗？你家里人都是这么对你的吗？”

　　我有两件杂务是要和我爸一起做的：砍树、清理鱼。十岁的时候，我便能独立劈开整块圆木，我爸便将这件杂务甩给我自己处理。但直到我上高中之前，我爸是一直跟我一起清理鱼的，我们就对着棚里的两桶鱼默不作声地各自忙碌着。正式开始清理之前，我们会在磨刀石上把掉了色的片鱼刀磨利——这是这项杂务中最棒的部分，钢片在岩石上发出粗厉的声音——这会让我的汗毛发硬，刺痛我的胳膊；牙齿也会产生愉悦的痛感。接下来的事情就没什么意思了，只有流水的水闸和飞溅的鱼鳞。空气中会并排出现两团拳头大小的哈气，一个是我爸的，一个是我的。哈哈。

　　清理鱼和砍树只需要几个小时，因此我会自己找点其他的杂务来做。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记录在霍宁先生那里购买的牙膏和厕纸的数量，保证家里一直有囤货；我会在我妈去镇上之前给她看这些清单，这样她便知道需要买什么东西；十一岁的时候，我开始独立照顾家里的狗狗，早上给壁炉添柴的工作也成了我的，因为我会很早起床喂狗狗吃饭；后来，在我上中学之前，我自动把每周天下午陪着我爸听棒球比赛和小说《牧场之家好做伴》看作自己的义务。我爸曾对我说过，他在大学期间和盖里森·凯勒 一起上过课，几年来我一直以为这位盖里森是我没见过的亲戚，是我爸一个比较爱交朋友的哥哥；而我爸是比较害羞的弟弟，只有在孤独和灾难面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

　　我和我妈倒并没有固定一起做的杂务。她洗衣服或做晚饭的时候完全不能忍受有我在旁边。她说我动作太慢，又太挑剔，总是揪着她的错误不放。“我削土豆皮时只是削得略微厚了一点点，你就表现得好像我很浪费似的。”

　　我妈是个很勤快的人，但同时她又很粗心，而且想法很多，经常是一件事做一半又去做别的，所以到处都是半成品，比如她为囚犯缝的被子，抗议化学污染的信件，誊写《圣经》的索引卡，以及去杂货店搜罗来却永远看不完的神秘小说。几年前她列了个计划清单，其中有一项是将从图书馆借来的一本书读完，书里全是俄罗斯童话，但那本书她再也没有还回去。每每她在木屋中穿梭时，长发都矗在空气中，她的头发会和任何她碰过的东西发生静电效应——锅柄、拖把手柄，甚至是她弯腰对我说话时的我的脸。

　　“你还坚持给那个老卷轴浇油吗？”她问道，“这怎么可能呢？”

　　她的头发随着她的离开也“啪”的一声，离开了。

　　她有时会邀请我加入她的游戏、朗读，还会用碎布给我做条恐龙尾巴，让我扮成恐龙，但我从来不配合，这让她很困扰。她曾拽着我的头发哄逗着我：“快咆哮啊！”她做着斗眼，想要惹怒我；还会伸长舌头，我却只能注意到她粉色的舌头上覆着一层白色的舌苔。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