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那年，在一场车祸中，我失去了双亲，从那以后，我就对别人的父母格外在意。在青少年时代，我尤为如此，当时许多朋友纷纷丢弃自己的父母，而我形单影只，用别人用旧的东西，倒也活得十分自在。左邻右舍，略显沮丧的为人父母者比比皆是，对至少有那么一位十七岁的青年愿意留在身边，来分享他们的玩笑、建议、菜肴甚至金钱，他们可是连高兴都来不及。与此同时，我自己倒也算得上身为人父。那时，我的姐姐琼和一个名叫哈珀的男人结婚没多久，而这场婚姻正濒临瓦解。在这个不幸的家庭中，我所保护的对象和亲密伙伴就是我那三岁的外甥女莎莉，琼的独生女儿。大公寓里——琼已经继承了一半遗产，我的那一半则由他人托管——这对夫妇的争吵与和解如潮汐般汹涌澎湃，此起彼伏，把可怜的小莎莉冲到一边。自然而然地，我和这个被遗弃的孩子同病相怜，于是我们经常舒心地窝在一间俯瞰花园的大房间里，她玩玩具，我听唱片。而每当公寓彼端的某处风云变色、使得我们不想抛头露面的时候，我们就躲进一间小厨房里。

　　对我来说，照顾她是件好事，它使我保持了文明的品性，并让我远离自身的烦恼。直到二十年后，我才感到自己扎下根来，就像当年照顾莎莉时那样。最令我享受的时光是在琼和哈珀离开公寓外出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我会读故事给莎莉听，直到她悠然入睡，然后我就坐在靠着敞开的落地窗的大写字桌前，开始做我的家庭作业，迎面的窗外飘着树木散发的清香和车辆带起的尘埃。那时，我正在埃尔金新月街上的比密西——一所喜欢自诩为“学院”的学校——念书，正在为高考 苦读。当我停下手中的作业，回头朝身后望去时，我看见，在光线逐渐黯淡下来的房间里，莎莉仰面睡着，被单和玩具熊都掀到了膝盖下面，四肢完全展开，一副纯洁无邪、毫不设防的可爱姿势。在我眼里，这是她在自己那仁爱善良的小小世界中对我百分之百的信赖。一股狂野而令人痛苦的保护欲望激励着我，令我一阵心痛，而且我确信正是出于这种欲望，我后来才会生了四个孩子。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你一辈子都是孤儿身；照料孩子就是照料你自己的一种方式。

　　有时，出于愧疚或是与哈珀和解后余留的满心爱意，琼会突然闯进来，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会把莎莉抱到公寓里属于他们的那一边，柔声细语地逗她，拥抱她，给她做出种种毫无价值的承诺。每当这时，一种失去归属的空虚感就会如黑夜般袭上我的心头。我没有躲闪逃避，也没有像其他孩子们那样去靠电视排遣寂寞。我会遁入茫茫夜色，沿着拉德布罗克·格罗夫大街，前往目前对我最为热情的那户人家。二十五年过去了，当我重温往事时，在脑海里所浮现出来的，是那些用灰泥粉刷过的灰暗公寓，有些墙面已经斑驳脱落，有些却依然干净整洁，也许是在波伊斯广场吧。接着，前门打开了，一道强烈的黄色灯光照亮了站在阴影中的那个面色白净、已经身高六英尺、脚下趿拉着那双切尔西球靴的年轻人。哦，晚上好，兰利夫人。很抱歉来打扰您。请问托比在吗？

　　托比多半正和他的一位女朋友混在一起，或者是和朋友们呆在酒吧里。于是我连称抱歉，开始沿着门廊台阶往回走，这时，兰利夫人把我叫了回来。“杰里米，你想不想进屋来坐坐？来吧，和我们这两个无聊的老东西喝上一杯。我知道汤姆看见你会很高兴的。”

　　几下惯常的推却之后，这只六英尺高的布谷鸟还是进去了。他被领着穿过大厅，走进一间汗牛充栋的巨大书房，房里还装饰着叙利亚式匕首，一张萨满教巫师使用的面具，以及一根亚马逊吹管，里边装有头上浸满箭毒的飞镖。敞开的窗户旁，托比四十三岁的父亲正坐在台灯下，读着普鲁斯特或修昔底德或海涅的原作。他微笑着站起身来，向我伸出手掌。

　　“杰里米！见到你真高兴。一起来杯兑水的苏格兰威士忌吧。坐这儿来听听这个，告诉我你怎么想。”

　　他很热情地与我攀谈，找着与我的学科（法语，历史，英语，拉丁语）有关的话题。他把书往前翻了几页，翻到了《在少女们身旁》 中的一段令人叹为观止的回旋语句，而我呢，也同样希望能表现自己并被他接受，便直面这一挑战。他和蔼可亲，不时地给我做些纠正。后来我们可能还谈论起了斯科特-蒙克里夫 ，而兰利夫人则会端着三明治和茶水走进来。他们向我询问了莎莉的情况，也想知道在哈珀和琼，这对他们从未碰过面的夫妇之间，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汤姆·兰利是位外交官，在外办工作。他曾先后三次旅居国外，执行外交事务，回国后便常居白厅。布兰达·兰利操持他们和和美美的一家，还教授大键琴和钢琴课程。就像比密西学院里我许多朋友的父母们一样，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充裕富足，在我这个收入中等、藏书全无的人看来，这简直是一种高雅理想的生活。

　　然而，托比·兰利却对他的父母不屑一顾。他们那种富有修养、对知识保持好奇和思想开放的生活方式，他那个宽敞整洁的家，以及他自己在中东、肯尼亚和委内瑞拉所度过的有趣的童年生活，都令他感到厌烦。他三心二意地准备着数学和艺术这两门高考课程，还说自己根本就不想上大学。他和那些住在面朝牧丛站 的高层住宅里的人结帮交友，而他的女朋友们都是些餐厅女佣，以及梳着黏糊糊的蜂窝状发型的女店员。他滋事添乱，经常一次带上好几个女孩子出门。他还逐渐养成了一套傻帽似的说话方式，一开口总带着喉音“t”，还有那些比如像“偶醒”（我想）、“偶转他”（我对他说）之类的另类表达，都变成了他说话时根深蒂固的习惯。因为他是我朋友，我嘴上才没说什么，但心里却一直很反感。

　　我往往趁托比不在家的机会上门，兰利夫人也会随口说出“你还是进屋里来吧”这样的客气话，尽管大家都对此心知肚明，我在波伊斯广场还是一直很受欢迎。有时，兰利夫妇会让深谙托比性情的我对他的任性举动提些真实想法，而我则会不顾朋友情面，自负地夸夸其谈起来，强调托比需要“找回自我”。与此相似，我在西尔维史密斯家也占了一席之地。西尔维史密斯夫妇都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两人满脑子关于性的奇思妙想，家中还摆着一台美国型号的大冰箱，里面塞满了美味佳肴。他们的三个孩子，二女一男，都年纪轻轻的，却在肯萨尔赖斯 干着盗窃商店和在操场上敲诈勒索的非法勾当，简直是一伙疯狂的蠢蛋。还有一位比密西学院的朋友，约瑟夫·纽金特，我在他那凌乱的家里也过得很舒心。他的父亲是位海洋学家，每每率远征队去探索世界上未曾勘查的海床，而他的母亲则是《每日电讯报》的首位女专栏作家。然而，乔却觉得他老爸老妈太没劲了。他宁愿和一帮来自诺丁山的小伙子们混在一起，花一整个晚上改装蓝美达踏板摩托车 上的复合头灯，并乐此不疲。

　　我对所有这些家长们着迷，是否仅仅因为他们都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呢？尽管我费尽心机，但还是无法苟同，因为不容否认的是，他们都十分讨我喜欢。他们吸引着我，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在兰利家，我知道了在阿拉伯沙漠中举行的献祭仪式，在拉丁文和法文上也都有了长进，还第一次欣赏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在西尔维史密斯家，我听说了“多形性反常”这一概念，痴迷于多拉、小汉斯和狼人的故事，还大饱口福，享受了熏鲑鱼、硬面包圈、奶油干酪、土豆饼和甜菜汤。在纽金特家，珍妮特向我讲述了普罗富莫丑闻 的前前后后，并劝我学习速记；她的丈夫曾向我模拟演示了害减压病时的情形。这些人都把我当作成年人看待，给我倒酒，递香烟，征询我的意见。他们四十有余，为人宽厚，悠然自得，精神饱满。还是赛·西尔维史密斯教我打网球的。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对夫妇是我的双亲（要是果真如此该多好啊），我肯定会更加爱他们的。

　　如果我自己的父母还活在世上，我是不是也会像其他人那样去奋力拼搏，寻求一片自由的天地呢？再一次，我无法认同这种想法。我的朋友们所追求的，在我看来，与自由正好是南辕北辙，是在自虐般地朝着社会底层扎猛子。而且可想而知，我的那些同龄伙伴们，特别是托比和乔，他们会将我的居家环境视作人间乐园，这一点想想都叫我恼火：脏乱的公寓里臭气熏天的疯狂聚会，一直持续到将近中午的酗酒狂欢；我那如珍·哈露 般美艳惊人、嗜烟如命、在她那代人当中最早穿上迷你裙的姐姐，她那鞭抽棒打、轰轰烈烈的成人婚姻闹剧，还有那个自虐成性的哈珀，一个喜欢让老婆皮鞭伺候的变态狂，还在他肌肉饱满的前臂上用红黑色刺青刺上了趾高气扬的小公鸡图案；而且，没有人会来拿我卧室里的状况，我的服饰着装，我的日常饮食，或者我的行踪下落，我的家庭作业，我的前途展望，我的精神或者口腔健康来絮絮叨叨。享有这样充分的自由，其他我还能再指望些什么呢？没有。不过，有一点除外，他们可能会加上这么一句，得把那个总喜欢到人家院子里四处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