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纳德回到他的家乡去过圣诞节，他曾劝说玛丽亚陪他一起去，可是她不肯。她想，她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年纪又比他大，还是个德国人，而且甚至还没有和伦纳德订婚，因此她不会受到伦纳德母亲的欢迎。他觉得她过虑了，他并不认为他父母的生活准则如此狭隘而古板。可是等他回到家里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就明白她的想法没有错。很难相处。他的那个房间——一张单人床，一个镶在镜框里的、证明他在六年级的那年数学竞赛得奖的奖状——是一个小孩子的卧室。可是他已经变了，他已经换了一个人。可是他不能把这个带回到他的父母亲面前来。起居室里搭角悬挂起特地扭曲了的彩色的皱纹纸条，圣诞节用来点缀的冬青树枝也已经就位——围在了壁炉镜子的周围。在他回家后的第一个晚上，他们听完了他那兴致盎然的叙述，他对他们讲了玛丽亚和她的工作，讲了她的相貌，讲了她的住所和他的住所，讲了蕾西舞厅，讲了动物园大旅馆，以及那个毁坏了一半的城市里的那种让人感到紧张而兴奋的气氛。

　　他的父母为了他而准备了一只烤鸡，还有多得他在那些日子里吃不下的烤土豆。他们问了一些粗浅的问题，他母亲问了他的脏衣服是谁来替他洗的，他父亲则提到了“和你一直见面的那个女孩子”。玛丽亚的名字引发出一点刚让人能够觉察得出的敌意，就好像他们以为自己永远不会遇到她的，所以他们不妨听过了就算数，不予计较似的。他没有提起她的年龄和婚姻状况，否则他们说出来的那些话，肯定会在这儿英国和那儿德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上面做文章，唠叨个没完没了。他说的那些事情里面，没有一件使他们听了觉得好奇，惊讶或者厌恶，于是很快，柏林的新奇感在他们的心目中就黯然失色，只成了从托特纳姆这个城市延伸出去的一个去处——它疆域有限而情况已经了解，尽管它本身也很有趣，可是它对人的吸引力并不能够维持很久。他的父母亲并不知道他已坠入了情网。

　　而托特纳姆，还有整个伦敦，都沉浸在星期日的麻痹状态之中。人们都在平静无波的日常事务里载沉载浮，晃晃悠悠。在他这条街上的维多利亚台阶的平行墙垛就是一切变革的尽头，这儿从来不会发生任何关系重大的事情。没有紧张，也没有目的。这里的人们感兴趣的是哪一天能够拥有或者租借一台电视机。屋顶上一个H形的天线矗立了起来。在星期五傍晚，他的父母去到隔开两家的邻居家里去观看，而且他们为了想买一台电视机而拼命攒钱，因为他们明智地下定决心，宁可买一台而不要租一台，因为长远看来，这样划算。他们已经相中了一台，而且他母亲还指给他看了，它有一天就会搁在起居室的角落里。对他们来说，为了使欧洲的人民继续过上自由的生活而正在进行着的这场斗争，遥远得就像火星上的运河似的。在他父亲的俱乐部里，来这里闲聊的那些常客里面，甚至没有人听说过《华沙公约》，而这个条约之被批准，却曾在柏林引起那么巨大的一阵动荡。伦纳德为大家付了一巡酒钱，然后，在他父亲的一个朋友的怂恿下，替大伙夸大其词地描绘了一番柏林被盟军的飞机轰炸后的惨况，走私的人赚去的大笔令人难以想象的钱财，以及猖獗的绑架等恐怖活动——一路大声叫嚷，又踢又挣扎着被人拖到轿车里去，立即就驶进俄国人的占领区里去的那些人，从此他们再也没有露过面。在座的人们全都一致同意，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使这种事情在世上绝迹——可接着，话题又回到足球上面去了。

　　伦纳德想念玛丽亚，而且他几乎以同样深切的情谊怀念着那条隧道。将近八个月以来，他每天沿着那条隧道踱步走过它的全程，保证他的那些线路并未被潮湿所渗透。他已经逐渐爱上了它那泥、水、钢这三者混合起来的气味。而且隧道里面的那种深沉而令人窒息的寂静，也和地面上的任何寂静不同。现在他离得远了，才觉得就在东德民警的脚底下偷窃他们的情报是件多么大胆、多么异想天开的荒唐事儿。他也想念这个工程的完美无缺的建造，重要而崭新的设备，安全保密措施的完善，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种种小小的规矩——它们都使他神往不已。他也怀念着那儿的食堂里洋溢着的那片宁静而实在的兄弟情谊：彼此为了同一个目的而辛勤工作，无私献身，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才能卓越，身手不凡，伙食供应十分慷慨，价廉物美——这一切都和整个工程融合为一，难以区分。

　　他闲极无聊，就随手摆弄起居室里的那台收音机来，想要听听他现在已经听上瘾的那种音乐。《一天摇它二十四小时》，收得到，可是这支歌已经过时了。他现在已经有了他自己的特殊的爱好。他爱听丘克·贝瑞和法兹·多米诺演唱的歌曲。他爱听小理查德的《百果糖》或者卡尔·柏金斯的《蓝色的小山羊皮鞋》。每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这支乐曲就会在他的脑海里悄然响了起来，用所有令他怀念不已的事情来折磨他的情感。他取下收音机背后的那块板，找到了一个提高接收器的容量的办法。他通过一片尖锐和颤抖的杂音的干扰，终于收到美军电台“美国之声”的广播，而且他认为他听到了罗瑟尔的声音。他没法对他的母亲解释，他为什么因此而如此激动——当时她眼看家里的这台老祖宗收音机给作践成这副样子而正在感到伤心和绝望。

　　他在街上时，就仔细谛听，有没有美国口音的人在旁边走过。他看见有个长得很像葛拉斯的人从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可是当那个人转到他这条路上来的时候，不禁感到大为失望。即使在他最想念柏林的时候，他也无法自欺欺人，把葛拉斯想象为他的最要好的朋友。可是葛拉斯是他的一个盟友之类的人物，而且他还对那个美国人的那种近乎粗暴的说话方式，那种捶胸拍肩的亲昵方式，那种直截了当、毫无明白事理的英国绅士所特有的那种含糊其辞、吞吞吐吐的表达方式，都颇为怀念，因此而觉得茫然若失。在偌大的伦敦，没有一个人会想要抓住伦纳德的手肘，也不会为了说明什么问题而挤挤他的手臂。除了玛丽亚以外，没有一个人像葛拉斯那样关心他在干什么或者说些什么。

　　葛拉斯甚至还给了他一件圣诞礼物。食堂里举行了一次宴会，菜肴集中于巨大的牛肉，另外有几十瓶白葡萄酒——据宣布，那些酒还是格伦先生的及时的贡献。就在这次宴会上，葛拉斯把一件小小的包扎成礼物的样子的盒子塞进伦纳德的手里，盒子里是一枝镀银的圆珠笔。伦纳德到处看见人家在使用这种笔，可是他自己从来没有用过。

　　葛拉斯说道，“这是为了适应空军驾驶员的需要而发明的。自来水笔在高空就会失去书写的作用。这圆珠笔可是战争带来的永久性的恩赐之一。”

　　伦纳德正想向他道谢，葛拉斯却伸过手去搂住他，握着他的手臂挤了挤。这可是伦纳德生平第一次给一个男人搂抱。他们当时都有了点醉意。接着葛拉斯就建议，他们为了“宽恕”而干杯，而且他在说话时注视着伦纳德。伦纳德认为他指的是他审查玛丽亚的这件事，所以他引颈痛饮了一杯。

　　可是罗瑟尔却说道，“我们喝格伦先生的酒，这是在抬举他。没有比这个更加显示出宽恕的精神了。”

　　此刻伦纳德坐在他的床上，就在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下面——托特纳姆小学六年级上学期全体学生的合影——用他的那支圆珠笔给玛丽亚写信。它书写起来流畅自如，就好像一条纤细而明亮的蓝色绸带让人给刻印在信纸上面似的。他手里握着的是隧道里的一件装备，战争所产生的一个成果。他现在每天寄出一封信给她。书写是一种乐趣，而作文，破天荒第一次，也成了一种乐趣。他信里的情调是以语带戏谑的亲昵为主——我真想要吮吸你的脚趾，还要在你的锁骨上面玩玩。他不想对她抱怨什么托特纳姆的情况。他也许到底会想法子把她给引诱到这里来。他刚回家后的四十八个小时里，他觉得这离别使他痛苦不堪。在柏林的时候，他那么受人疼爱，那么仰仗旁人，可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现在，他那过去的、熟悉的生活又把他笼罩住了。他突然又成了个儿子，不是情人。他是个孩子。这儿是他的房间，而他的母亲则在为了他的袜子而操心。第二天一清早，他从梦魇里惊醒过来，好像他在柏林的那段生活早已过去了很久很久似的。他听见有人在说，“再回到那个城市里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那里的情况不一样了。”他坐在他的床沿上，让他的汗水冷下来，一面他在心里想着一个计划，去发一个电报，说他马上就得赶回到仓库里去。

　　到了第四天，他比较平静一些了。他可以仔细考虑玛丽亚的特质了，而且盼望着要在一个多星期以后就会重新见到她了。他已经不再心存妄想，要他的父母亲明白，玛丽亚是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的。她是他整天藏在心里到处逛游的一个秘密。他心里既然怀着将会和她在滕珀尔霍夫相聚的期待，也就不妨暂且容忍一切。就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一面舒舒服服地展望和期待着未来，一面他就作出了一个决定：他一定得向她求婚。奥托的袭击反而使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也使他们生活得不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