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纳德和玛丽亚以和以前不同的方式又开始了共同的生活。一九五五年的夏天一天天过去，他们把那些日子更加平均地分开在两人各自的寓所里过，他们把下班回家的时间协调起来。玛丽亚煮饭菜，伦纳德洗碟子。在上班日的傍晚，他们到奥林匹克游泳池去游泳，或者，他们去克罗伊茨堡沿着运河散步，要不然就在马里安广场喝啤酒。玛丽亚从俱乐部里的一个朋友那儿借了两辆自行车，在周末他们骑着车去北面的弗鲁诺和海利根湖，或者到西面的伽托去，沿着小径穿过空荡荡的草地去勘察那城市的边界。在那儿，空中飘荡着水的气息。他们在格罗斯—格里尼克湖，在飞行着的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下面野餐，还游泳到由红白相间的浮标标志着的英俄两国的占领区的界线那儿去。他们去到了巨大的万湖边上的克拉道，乘着渡船到佐伦道夫，再骑自行车穿过了废墟和建造中的工地回到这座城市柏林的中心。

　　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他们到选帝侯堤道去看那些画。然后他们挤在熙来攘往的人群里，到坎品斯基外面去占一张桌子，或者到他们爱去的动物园大旅馆里的那间酒吧里。他们常常到深夜回去前，先在阿顷格吃第二顿晚饭，伦纳德爱在那儿敞开肚皮大吃黄豆汤。玛丽亚三十一岁生日那天，他们到法兰西夜总会去吃晚饭和跳舞，伦纳德用德语点了菜。就在同一天夜里，他们到埃尔多拉去观看男扮女装的艺人的歌舞表演——一些看上去完全和女人一模一样的男演员在钢琴和低音演唱的陪衬下唱了那些通常让人百听不厌的老歌。当他们回到家里，玛丽亚醉意未消，她硬要伦纳德穿在她的一件女人的袍裙里面。可是他却任她说什么也不干。

　　有时他们在晚上不出去。他们在他的或者她的寓所里度过，把收音机调在美军电台“美国之声”，收听美国最新的音乐和蓝调歌曲。他们爱听法兹·多米诺唱的《这岂不糟糕》，丘克·贝瑞的《梅贝琳》，和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神秘列车》。这些歌使他们听了觉得畅快自由，无拘无束。有时候他们听葛拉斯的那个朋友罗瑟尔在电台上演讲，说说西方的民主体制，谈谈上议院在不同的国家里的作用，具有独立的司法权的重要性，宗教和种族的宽容等等。他无论说的是哪方面的问题，他们没有一点不同意的。可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他们总是把音量调低，等待下一支歌曲开始。

　　也有些光亮而下着雨的黄昏，他们待在家里，各自分开坐着，沉默不语长达一个小时之久。玛丽亚手里拿了一本她爱看的浪漫小说，伦纳德则在看一份两天前的《泰晤士报》。他每次看报，尤其在读这张报纸的时候，他总会觉得他好像在模仿什么人似的，或者在为自己进行成人教育似的。他关心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之间的最高层会谈进展的情况，然后他对玛丽亚叙述它的过程和症结所在。他在谈论这些问题时语调十分殷切，就好像他对会谈的后果负有责任似的。只要他把报纸放下来，就看见那姑娘在那儿。这使他感到非常满足。不去理会她的存在，这对他成了一种奢侈。他觉得自己有了归宿，觉得自豪，觉得自己终于长大成人了。他们从来不谈伦纳德的工作，可是他感觉得到，她认为他了不起。他们从来不提婚姻这个字眼，可是玛丽亚在选帝侯堤道的商店橱窗里展出的家具前面走过的时候，她总是慢吞吞地挪不开脚步，而伦纳德则在克罗伊茨堡寓所的浴室里放了一只简陋的架子，以便让他的那些刮胡子的用品可以和她的保湿霜放在一起，让他们俩的牙刷可以并排待在同一只漱口杯里。这一切都显得很舒坦，很亲热。靠玛丽亚的提示，伦纳德在复习他的德语。他犯的错误使她好笑。他们相互打趣，经常格格地笑，有时还在床上彼此呵着痒打闹取乐。他们做爱做得真欢，难得有一天安逸。伦纳德牢牢地控制着他的念头。他们觉得彼此相爱。他们出外散步的时候，他们和路上遇见的一对对年轻男女相比，觉得自己比人家都胜一筹。同时他们又因自己和别人相像而感到愉快，认为他们大家都是一个祥和的、安适的大千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感到欣慰。

　　可是他们又和他们在星期天的特格尔湖的岸边见到的那许多坠入情网的男女不一样，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而且他们也已经遭受过一次损失。他们并不谈起它，因为它没法说得清。他们再也不能恢复二月和三月初的那些日子里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在那时候，他们好像能够把那种平静而有力地束缚住男男女女的传统观念抛在一边，制订出他们自己的规律。他们过一天算一天，贫困而逍遥，追求的是肉体欢乐的极致，快活得就像猪仔似的，无忧无虑，把家务呀个人的清洁卫生呀，全都不放在心上。可是伦纳德的“淘气”——有一天晚上，玛丽亚偶然提到那件事的时候，她用了这个词儿，这样，她就等于对他宣布了最终的原宥——他的“淘气”葬送了他们的那段美好生活，逼他们回到传统的轨道上来，现在他们安顿下来过着的是那种幸福的常规生活。他们一度让自己摆脱世界的羁绊，结果却使自己过得凄凄惨惨的。现在，他们过的生活和以前大不一样。他们上班下班、把住的地方整理得井井有条，替玛丽亚的起居室在旧货店里添置一张椅子，在街上手挽着手，和别人一起排着队去观看第三遍的《乱世佳人》。

　　一九五五年的夏天和秋天发生了两件令人怀念的事情。六月中旬里的一天，伦纳德正沿着隧道走到录音室里去，为的是去作一次例行的设备检查。他走了五十英尺左右，来到封闭那间房子的防止人员进入的钢门前面，他却发现他被挡住了去路。有个新来的人——当然是个美国人，正在监督着工人拆除钢制衬垫里的插头。有两个人在替他工作，而那些放大器又占去许多空间，使他转不过身来。伦纳德大声清了清嗓子，耐心地等他们为他让路。一个插头给取了下来，那三个人让开了路。伦纳德说的那一声“早晨好”使那个新来的人对他友善地说了一句，“老兄，你们这儿可真够挤的。”伦纳德继续向前走去，来到那间加了压的录音室里，花了一个小时检查那些设备和它们的电源。他按照要求把安装在竖井天花板里的麦克风调换了一个——那是当东德的民警攻打进来的时候用来发出警报去通知仓库里的人员的。在回去的路上，他经过放大器时发现那三个人在用手摇钻头钻进建造时用气泵从衬垫的洞眼里打进去的混凝土里。沿着这段隧道，又有六个插头给拆了下来。他走过的时候，谁都没有说话。

　　他回到了仓库，发现葛拉斯在食堂里。伦纳德等那个和他坐一起的人走开了以后，才问他隧道里面的那些人在忙些什么。

　　“这是你们的那个麦克纳米先生干的好事，他的计算全错了。很久以前，他给了我们一堆狗屁数字，说是空调设备会解决从放大器里产生的热量。现在看来，他说的和事实相差得远着呐。我们从华盛顿请了个专家来。他在不同的深度测量着泥土的温度。”

　　“即使土壤热了一些，”伦纳德问道，“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问题惹恼了葛拉斯。“上帝！这些放大器就在马路的下面，就在舍讷费尔德大道的下面。秋天的第一次霜降会融化为一堆小小的障碍。这样，你们的这些老兄，这儿正在发生一些我们要你去看看的事情！”他停了一会。接着他又说道，“我真不懂，我们为什么要你们这些人参加这个项目。你们可不像我们那样干得认真。”

　　“没有的事，”伦纳德说道。

　　葛拉斯没有听见他说的话。“麦克纳米这家伙，他该带着他的那套列车玩具回家去。你知道他的那些排热的数据是怎么搞出来的吗？在一个信封的背面。一个信封！我们干起来，会用上三个小组的人员分别予以计算。如果他们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我们就要弄个明白，那究竟这是为了什么缘故。那家伙长了那么一副东倒西歪的牙齿，你叫他想问题怎么能够想得准确？”

　　“他可是个很能干的人，”伦纳德说。“他专攻无线电导航和雷达。”

　　“他出了差错，重要的是这个。我们真该独自干这件事情的。合作会出差错，会产生安全问题——凡是你想得到的问题都会出错。我们自己有放大器。为什么我们要你们的？我们让你们参加进来，那只是考虑到了政治影响的缘故，为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某个混蛋交易的缘故。”

　　伦纳德觉得身上燥热起来，他把他的那份汉堡包推在一边。“我们之所以参加进来，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权利。和希特勒打仗，没有人比我们打得更加长久，我们从头一直打到它结束。我们是欧洲得到复兴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为这付出了一切，所以我们有权利去参加一切。如果你连这一点都不懂的话，你就站到另外一边去了。”

　　葛拉斯举起了一只手。他边笑边在道歉。“嗨！这和我们自己没有关系。”

　　的确，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和自己相关的问题。伦纳德对葛拉斯花在玛丽亚身上的那段时间，还有他在伦纳德面前吹牛说，是他把玛丽亚给他送了回来，依然耿耿于怀。玛丽亚自己极力申辩，她说葛拉斯没有对她进行什么劝说。据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