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先生与《巨流河》
齐邦媛教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辈，弟子门生多恭称为“齐先生”。邦媛先生的自传《巨流河》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为台湾地区文坛一桩盛事。在这本二十五万字的传记里，齐先生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又到台湾。她个人的成长和家国的动荡如影随形，而她六十多年在台湾的经验则见证了一代人如何从漂流到落地生根的历程。
类似《巨流河》的回忆录近年并不少见，比齐先生的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我以为《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先生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而《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学作品？不少读者深为书中的篇章所动容。齐先生笔下的人和事当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叙述风格可能也是关键所在。《巨流河》涵盖的那个时代，实在说来，真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齐先生也不讳言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后，她竟是以最内敛的方式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这里所蕴藏的深情和所显现的节制，不是过来人不能如此。《巨流河》从东北的巨流河写起，以台湾的哑口海结束，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我们的前辈是以她大半生的历练体现了她的文学情怀。
东北与台湾
《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她和她那个世代总体情绪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齐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幸运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写出一代人的追求与遗憾，希望与怅惘。齐先生出生于辽宁铁岭，六岁离开家乡，以后十七年辗转大江南北。一九四七年在极偶然的机会下，齐先生到台湾担任台大外文系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过六十年。从东北到台湾，从六年到六十年，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她魂牵梦萦的原籍，一个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乡。而这两个地方所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藉的巨大历史忧伤，我以为是《巨流河》全书力量的来源。
东北与台湾距离遥远，幅员地理大不相同，却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经历类似命运，甚至形成互为倒影的关系。东北原为清朝龙兴之地，地广人稀，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开放汉人屯垦定居。台湾也迟至十九世纪才有大宗闽南人入住。这两个地方在二十世纪之交都成为东西帝国主义势力觊觎的目标。一八九五年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与辽东半岛同时被割让给日本。之后辽东半岛的归属引起帝俄、法国和德国的干涉，几经转圜，方才由中国以“赎辽费”换回。列强势力一旦介入，两地从此多事。以后五十年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而东北历经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终于由日本一手导演建立伪满洲国。
不论在文化或政治上，东北和台湾都有些草莽桀骜的气息。《巨流河》对东北和台湾的历史着墨不多，但读者如果不能领会作者对这两个地方的复杂情感，就难以理解字里行间的心声。而书中串联东北和台湾历史、政治的重要线索，是邦媛先生的父亲齐世英先生。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张作霖的提拔，曾经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在东北当时闭塞的情况下，这是何等的资历。然而青年齐世英另有抱负。一九二五年他自德国回到沈阳，结识张作霖的部将、新军领袖郭松龄。郭愤于日俄侵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几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从此流亡。
“渡不过的巨流河”成为《巨流河》回顾忧患重重的东北和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松龄渡过巨流河，倒张成功，是否东北就能够及早现代化，也就避免“九一八”、西安事变的发生？但历史不是假设，更无从改写，齐世英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进入关内，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党务，与此同时又创立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抗战结束，齐世英奉命整合东北人事，重建家乡，却发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贪腐无能。东北是首先被解放的地区，国民党从这里一败涂地，齐世英再度流亡。
齐世英晚年有口述历史问世，说明他与国民党的半生龃龉，但是语多含蓄，而他的回忆基本止于一九四九年（林忠胜、林泉、沈云龙，《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巨流河》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出于一个女儿对父亲的追忆，视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议。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叙述了齐世英来到台湾以后的遭遇。一九五四年齐世英因为反对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的政策触怒蒋介石，竟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一九六〇年更因筹组新党，几乎系狱。齐为台湾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后半生的代价，但骨子里他的反蒋也出于东北人的憾恨。不论是东北，还是台湾，以前不过都是蒋政权的棋子罢了。
渡不过的巨流河——多少壮怀激烈都已付诸流水。晚年的齐世英在充满孤愤的日子里郁郁以终。但正如唐君毅先生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论中国人文精神所谓，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而这位东北“汉子”与台湾的因缘是要由他的女儿来承续。
齐邦媛应是一九四五年后最早来台的知识分子之一。彼时的台湾仍受日本战败影响，“二二八”事件刚过去不久，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年轻的东北女子在台湾开始了人生的另一页。
齐先生对台湾一往情深。她是最早重视台湾文学的学者，也是台湾文学的推手。她所交往的作家文人有不少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但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他们的友情始终不渝。齐先生这样的包容仿佛来自一种奇妙的、同仇敌忾的义气：她“懂得”一辈台湾人的心中，何尝不也有一条过不去的巨流河？现代中国史上，台湾错过了太多。
巨流河那场战役早就灰飞烟灭，照片里当年那目光熠熠的热血青年历尽颠仆，已经安息。而他那六岁背井离乡的女儿因缘际会，成为白先勇口中台湾守护“文学的天使”。蓦然回首，邦媛先生感叹拥抱台湾之余，“她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巨流河》因此是本迟来的书。它是一场女儿与父亲跨越生命巨流的对话，也是邦媛先生为不能回归的东北、不再离开的台湾所做的告白。
四种“洁净”典型
《巨流河》见证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史和中国台湾地方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齐邦媛先生却选择了不同的回忆形式。她的叙述平白和缓，即使处理至痛时刻，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回。不少读者指出这是此书的魅力所在，但我们更不妨思考这样的风格之下，蕴含了怎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又是什么样人和事促成了这样的风格？
在《巨流河》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四位最足以决定邦媛先生的态度：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如上所述，齐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书的“潜文本”。政治上齐不折不扣地是个台面上的人物，来台之后却因为见罪当局，过早结束事业。齐邦媛眼中的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核心。但她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
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的。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等着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提东北沦陷始末，即泪流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眼泪，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
齐世英的一生大起大落，齐邦媛却谓从父亲学到“温和”与“洁净”，很是耐人寻味。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与“洁净”？这是《巨流河》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
怀抱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写下她和张大飞的因缘。张大飞是东北子弟，父亲在伪满洲国成立时任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协助抗日，被日本人公开浇油漆烧死。张大飞逃入关内，进入中山中学而与齐家相识；“七七”事变他加入空军，胜利前夕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张大飞的故事悲惨壮烈，他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默契，当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为生者留下永远的遗憾。
齐邦媛笔下的张大飞英姿飒飒，亲爱精诚，应该是《巨流河》里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雨中伫立在齐邦媛校园里的身影，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诀别信，无不充满青春加死亡的浪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