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夏志清教授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一九六一年，夏出版了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从而为西方学院内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奠定基础。这本专著综论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至一九五七年的半个世纪间，中国小说的流变与传承。全书体制恢宏、见解独到，对任何有志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及学生，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也因为这本书所展现的批评视野，夏志清得以跻身当年欧美著名评家之列而毫不逊色。更重要的，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问世近五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仍与当代的批评议题息息相关。世纪末的学者治现代中国文学时，也许能碰触许多夏当年无从预见的理论及材料，但少有人能在另起炉灶前，不参照、辩难或反思夏著的观点。由于像《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论述，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变；后之来者必须在充分吸收，辩驳夏氏的观点后，才能推陈出新，另创不同的典范。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诞生，是夏志清教授十年研究的成果，这段经历颇可值得我们在此回顾。一九五一年春，夏仍为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候选人，因缘际会，应聘参与了政治系饶戴维教授所主持的一项计划。此一计划由美国政府资助，夏的任务是协助编纂一本名为《中国：地区导览》的手册，往后一年，并写出了手册中中国思想、文学及中国的大众传播等篇章。但夏对这项工作的兴趣很快消失一空，并在约满后离职。与此同时，夏已有意着手一部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专书，此一计划旋即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在基金会的协助下，夏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间，在耶鲁英文系任研究员，实则专心研读现代中国文学。一九五五年在他离开耶鲁至他校担任教职前，已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主要部分的写作。
当夏从事《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计划时，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只有极少数拥有完整的现代中国文学图书，批评数据更是少之又少。夏为了搜集、查阅资料所费的工夫，不难想象。然而，数据的缺乏也可能给予夏相当意外的自由，使他得以做出自己的发展与判断。的确，彼时“影响的焦虑”之类的理论尚未兴起，夏也显然乐得一抒自己的洞见或“偏见”。而他行文所显露的自信与权威性，后之来者无人能出其右。
不仅此也，这也是个唯西方“现代”精神马首是瞻的年代；非西方的学者难免要以西方文学现代性的特质作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目标。夏选择小说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他相信小说代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最丰富、最细致的面向。但反讽的是，他也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成就，难以超越同期西方作品所树立的标杆。五十年代末期，由于教书及转换工作等原因，《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慢了下来，但全书终于在一九六一年大功告成，由耶鲁大学出版。一九七一年，耶鲁又应读者的热烈要求，推出增订版。
我以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成可以引导我们思考一系列更广义的文化及历史问题。这本书代表了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专治西学的中国学者，如何因为战乱羁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这本书也述说了一名浸润在西方理论——包括当时最前卫的“大传统”“新批评”等理论——的批评家，如何亟思将一己所学，验证于一极不同的文脉上。这本书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做的现实决定：既然离家去国，他在异乡反而成为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并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最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成见证了离散及漂流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与作家共同的命运；历史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经验。
一
《中国现代小说史》共有十九章，其中的十章都以重要作家的姓名为标题，如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对夏而言，这些作家是现代小说的佼佼者。其他各章处理了分量稍轻的作家，同时凸显了形成文学史的其他重要题目。如第一及第十三章讨论现代史两个关键时刻——“五四”时期及抗战之后——小说创作与文学、文化政治的复杂关联；第三及第四章分别描述了两大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及创造社——的组成原委、创作方向及风格；第五、第十一及第十八章则评论左翼文学从萌芽到茁壮的各阶段表现。除此，《中国现代小说史》还有一章结论，综论文学在不同时期的风风雨雨。另有三篇附录。第二篇附录《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曾受到广泛的征引及讨论，堪称是文学批评界过去三十年来最重要的论述之一。原英文标题中Obsession with a（“感时忧国”）一词由夏首先创用，现早已成为批评界的常见词汇了。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介绍《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结构及文脉，因为这关系到全书的批评视野及方法学。《中国现代小说史》受到四五十年代欧美两大批评重镇——李维斯的理论及新批评学派——的影响，已是老生常谈的事实。夏在耶鲁攻读博士时，曾受教于弗里德雷克·波特尔及克林斯·布鲁克斯等著名教授；布鲁克斯无疑是新批评的大将之一。夏对新批评观点的浸润，可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序言中得见一斑：“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义务。”
夏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质素及修辞精髓。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不遗余力地批判那些或政治挂帅或耽于滥情的作者，认为他们失去了对文学真谛的鉴别力。在这一尺度下，许多左派作家自然首当其冲，因为对他们而言，文学与政治、教化、革命的目的密不可分，甚至可以为其所用。
但夏的野心并不仅于“细读文本”这类新批评的基本功夫。如前所引的序言所示，夏对“旧”批评的法则颇不以为然，因为旧批评把文学仅仅当为反映现时政治、人生的工具。十九世纪的批评家揭橥将文本历史化的重要性，却不能掌握文学“如何”将历史、政治虚构化的妙窍。借着新批评的方法，夏希望重探国家论述与文学论述间的关联；这一强烈的历史情怀使他不能视文学为“一只精致的瓮瓶”——新批评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美学意象之一。事实上，一反传统理论的反映论，新批评暗含了一套文学的社会学，企图自文本内的小宇宙与文本外的大世界间，建立一种既相似又相异的吊诡秩序。夏将新批评这一面向的法则发扬光大，因而强调《中国现代小说史》企求“从现代文学混沌的流变里，清理出个样式与秩序；并且参照曾经影响现代中国文学的西方观念、模式，思考其间的挑战与范式”。夏一再强调小说家唯有把握艺术尺度，才能细剖生命百态，而这也正是向人生负责的态度。这当然呼应了布鲁克斯的名言：“文学处理特别的道德题材，但文学的目的却不必是传道或说教。”
夏对文学形式内蕴道德意涵的强调，引领我们注意他另一理论传承，即李维斯的批评论述。李维斯认为一个作家除非先浸润于生命的实相中，否则难以成其大。对他而言，最动人的文学作品无非来自对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拥抱。因此批评家的责任在于钻研“具体的批判与个案的分析”。在实际批评方面，李维斯以建构英国小说的“大传统”而知名；这一“大传统”起自简·奥斯汀，止于D.H.劳伦斯。李维斯认为，这些作家既能发挥对生命的好奇，又能将其付诸坚实的文字表征。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夏也本着类似精神，筛选能够结合文字与生命的作家，他此举无疑是要为中国建立现代文学的“大传统”。
夏志清在批评方法学上的谱系还可以加以延伸，包括二十世纪中叶前后的名家，如艾略特、莱昂内尔·特里林、菲利普·拉甫、欧文·豪、艾伦·泰特，以及乔治·斯坦纳。这些评论家各自从不同角度提倡文学的教化机能，并向往文字与世界间更紧密的连锁。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其实都呼应了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立论。夏志清出身正统英美文学训练，对西方道德及美学“大传统”的精华，可谓念兹在兹。当他建议批评家的责任是“发现及鉴赏杰作”，他必定同意阿诺德的说法，认为文学应当诚中形外，传达真理。而且用阿诺德的话来说，“如要发掘真正盖世的杰作，没有任何方法比铭记以往大师的金句名言，并用来作为试探新作的试金石，来得更为有效的了”。职是，我们可说，尽管新批评或其他现代流派的评者立意要摆脱传统“反映论”及“道德论”的影响，这些影响毕竟是祛之不去。
在我们这个时代，自诩为理论先驱的新贵批判世纪中叶的理论先驱——艾略特、布鲁克斯、特里林、李维斯等人——已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凭借着当今的理论，他们细数前辈的缺陷及矛盾，一如当年夏志清及布鲁克斯也曾攻击前之来者的缺陷及矛盾。《中国现代小说史》因此成为众家新进汉学研究者一试身手的好材料。比方说，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