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8年八月十五日，蝴蝶谷大公会议后整整一年，仍然是在蝴蝶谷，杨逍在少数几个将领的簇拥下举行了冷清的继位典礼。

　　明教的另外两个实权人物，天完政权的徐寿辉和应天政权的朱元璋，都只是派使者参加典礼而并未亲自到来。

　　在张无忌突然失踪后，韦一笑也因为不满杨逍的继位而远走波斯，明教中枢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这导致了军队脱离中央控制的趋势更加无法遏制，杨逍的教主之位几乎被架空。

　　在西部，徐寿辉的统治并未维持很长时间。

　　野心勃勃的徐寿辉对杨逍的指示不予理睬，他不仅收容了成昆的私生子陈友谅，而且赋予他举足轻重的权力。

　　徐寿辉试图通过笼络陈友谅掌握成昆残余的关系网，但他的努力只是让陈友谅巩固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

　　1359年底，陈友谅囚禁了徐寿辉，成为天完政权真正的主宰。

　　彭莹玉在这次政变中死去。

　　不肯服从陈友谅的徐寿辉部将明玉珍宣布向杨逍效忠，令杨逍的实力大为壮大，在明玉珍的拥戴下，杨逍率军进入四川盆地并攻陷了重庆，在第二年占领了整个四川。

　　四川战役耗尽了杨逍老迈的精力，他在1361年去世。

　　另一名元老范遥在成都附近的一次战役中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扔下数万名士兵逃走，他因此被讥笑为范跑者（Fan the Runner），此后范遥销声匿迹，他的政治生命也从此终结。

　　明教由此进入了明玉珍、陈友谅和朱元璋三足鼎立的“后三头”时期。

　　明玉珍接收了张无忌、杨逍时代所剩下来的中央禁卫军，以及徐寿辉的部分兵力，更重要的是杨逍所传给他的明教第三十六代教主之位，这使他在名义上对陈友谅和朱元璋具有了君主对藩臣的地位——如果后二者肯承认他的地位的话。

　　但陈友谅并不打算这么做，他宣布自己为真正的教主，尽管既没有任何人的授权也没有教义上的依据。

　　这就出现了相当滑稽的一幕：三年前还在丐帮中声嘶力竭要打倒明教的鼓吹者——对这一点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现在宣布自己是明教的教主。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陈友谅一方面掩耳盗铃地将他的军队改名为“卫明军团”另一方面则诉诸民族主义的支持，将“天完”政权改称为“大汉”这不仅是对应于汉人（Ethnic-ese）的自称，也试图唤起人们对古代的汉帝国（公元前202-公元221），这一汉人最为荣耀的时代的回忆。

　　他的年号是“大义”意思是“伟大的正义（Great Justice）”他在东方的对手朱元璋同样不承认明玉珍的地位。

　　但朱元璋并未提出教主之位的要求，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参谋告诉他要“暂缓自称教主”也由于朱元璋从这一时期起，身边已经聚拢了一批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劝说这位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尽早和靠不住的异端宗教脱离关系，而恢复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自从汉武帝以降的一千多年来，儒学被证明为唯一适合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

　　在他们的劝说下，朱元璋采用了“吴国的公爵”这样一个毫无明教色彩的平庸称号。

　　尽管朱元璋此时仍然没有脱离明教的打算，但他已经越来越淡化他的根据地中的异端宗教色彩。

　　事实上，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还有更深远的考虑。

　　与明玉珍和陈友谅这样出色的武术家相比，朱元璋的武术造诣相当平庸。

　　幸运的是，四散人出于同杨逍和陈友谅的积怨，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这一点带来了明教暂时的势力均衡。

　　但朱元璋仍然极为缺乏江湖世界的支持。

　　在明教分裂后，已经决定同明教联盟的各主要门派再次采取了观望态度，成为各方面都争取的对象。

　　陈友谅不仅利用他在丐帮中的资源，挑起丐帮的内斗，并令净衣派向他效忠。

　　甚至作为汉人反抗运动相争的峨嵋，在其根据地被明玉珍攻占后，也和举起民族主义旗帜的陈友谅结盟。

　　峨嵋派掌门人周芷若甚至在1361年和陈友谅结婚，他们很可能在周芷若陷入丐帮的时候就有秘密的勾结。

　　但朱元璋却找到了比婚姻更有成效的手段：利益。

　　在江湖主流势力和明教的合作关系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只在于推翻元帝国这一消极方面，而对于未来帝国的建设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明教徒强烈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发动了他们去推翻元帝国，也会发动他们去消灭一切不符合自己教义的宗教、政治、社会形势。

　　他们要缔造的是一个纯粹光明的世界：一个透明的、上下合一的极权社会。

　　这是江湖主流势力无法忍受的前景。

　　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服对方自己绝不会触动对方的利益，而将缔造一个政治秩序和江湖秩序并行不悖的社会。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于佛教和道教表现得如此虔诚，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僧侣，更不是因为他想要得到道教所许诺的永生，而是通过对佛教和道教神明的礼敬，他成功地争取到了武当和少林等宗教门派对自己的支持。

　　同时也向心怀疑虑的江湖世界宣布：自己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但绝非一个固执的原教旨教徒。

　　武当对朱元璋的支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张无忌的失踪后，武当和明教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出现了危机。

　　虽然殷梨亭和杨不悔的婚姻仍然是联系二者的纽带，但是这种外在的联系并不足以让张三丰推行他伟大的计划：通过与明教的联盟，或者说通过张无忌的特殊身份，让武当参与到明教内部事务中，用主流的意识形态改造明教，让它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帝国的基础。

　　在杨逍短暂的统治时期，这一联盟关系已经日益松散。

　　而他“正统”的继承人明玉珍，则是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将一切其它宗教都视为魔鬼的传声筒。

　　另一方面，陈友谅想要争取武当的合作，但是武当却无法忘记几年前他和宋青书企图摧毁自己的阴谋，双方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

　　而此时一心向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靠拢的朱元璋就成了最佳选择。

　　在明朝流行的通俗小说《英雄的国父传奇》（The Legend of Heroic Founding Fathers）中记载了朱元璋和他的大将们曾到武当参拜的事迹。

　　这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记载了朱元璋和武当领导人在1361年底的会面。

　　这是很大的政治冒险：虽然张三丰并不知道是朱元璋谋杀了他最钟爱的徒孙。

　　但张无忌毕竟在朱元璋的辖区内失踪，武当对此并非毫无怀疑。

　　朱元璋亲自来到武当拜见张三丰，并谦卑地向后者请教统一和治理国家的策略，终于得到了武当方面的信任。

　　张三丰欣慰地看到，自己的计划，尽管经过了一系列变动，仍然可能在这位吴国公爵的身上得到实现。

　　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凭借自己昔日的佛教僧侣身份，派人到少林寺进香，同少林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武当和少林这两大门派的风向标令许多江湖势力都投向朱元璋方面，让朱元璋顺利地继承了张无忌时代的大部分政治遗产。

　　尽管陈友谅因为昔日同少林和武当的纠葛而难以得到大部 分江湖势力的支持。

　　但他得以控制巫山帮、鄱阳帮等扬子江上的帮派，从而控制了扬子江水路这一中国内地最重要的航线，并建立了一支极其强大的内河舰队。

　　他在1360年率领十万人的舰队沿扬子江东下，攻占了太平，并直抵应天城下，要占领朱元璋的都城。

　　这次伟大的军事行动因为一个可笑的失误而告惨败：当他企图从扬子江转入秦淮河时，却意外地发现一座坚固的石桥耸立在那里。

　　无法进入秦淮河水道的舰队被迫退回长江，并在那里的一处港湾登陆休息，在那里他们被朱元璋的伏兵所袭击并退走。

　　这次失败让陈友谅丢失了江西，朱元璋随后派他的侄子朱文正驻守南昌。

　　经过几年的整顿，1363年陈友谅再次卷土重来。

　　陈友谅动员了湖北和湖南的所有丁壮，并建立了一支新水军。

　　他的舰队的主力拥有漆红色的三层甲板的大战船，上有掩护弓箭手的包铁塔楼，它们的船尾高得可以爬上任何城墙。

　　有一件材料说，每一只这种战船可载二、三千人。

　　它们还附有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

　　陈友谅把他的军队及其家属、马匹和供给全都放到了船上，在春汛时他开始顺流而下。

　　史料说他带有60万人马；大概此数之一半较为可信。

　　汉军的无敌舰队现在与明军主力相比，舰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