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梓明没有直接去找El Padre。 他知道，这个级别的对手，不是你递上拜帖就能见到的。 你得让他来找你。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巴塞罗那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像暴风雨来临前那种沉闷的静。 德尔加多还在诺坎普门口站着，只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然后五个人，然后是十七个。 有人给他送了咖啡和三明治，有人举着手机拍他，更多的人只是沉默地站在他身后，像一面正在生长的人墙。 那张二十四年前的报道被传到推特上，传到WhatsApp群里，传进每一个加泰罗尼亚家庭的早餐桌。 拉波尔塔没有露面。 巴萨官方发了一条简短的声明，说“尊重每一位会员表达观点的权利”，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但真正的动作发生在水面之下。 周三凌晨两点十七分，莎克蒂的手机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里面是拉波尔塔过去三年所有私人行程的汇总表格，精确到分钟。 邮件的发件IP经过十七层跳板，最后指向马德里郊区一个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服务器。 她甚至不需要查就知道这是谁给她的——不是朋友，是El Padre的棋路里最经典的那一招： 给对手的对手递刀，然后坐在场边看你用不用。 莎克蒂用了。 她没有把邮件转给林梓明。 她做了一件更聪明的事： 把邮件里最核心的三条信息——拉波尔塔去年在马德里那场基金会的实际出席时间、他在那之后一周突然获批的一笔四百万欧元的“咨询费”、以及收款方与El Padre已知的空壳公司之间一条只有三层跳板的关系链——匿名发给了《世界报》的王牌调查记者。 周四清晨，《世界报》网站挂出了头条： “拉波尔塔，那笔说不清楚的马德里之夜”。 文章没有下任何结论，只是把时间线、转账记录和公司注册信息并排放在一起，让读者自己拼图。 到周四中午，巴萨的舆情部门监测到负面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百分之八百。 拉波尔塔的办公室里，电话响了一整天。 林梓明没有庆祝，甚至没有看那条新闻。 周四下午三点半，他一个人走进巴塞罗那老城区一家藏在海鲜市场二楼的小餐馆。 餐馆没有招牌，门面是一扇涂成深绿色的铁门，上面贴着一张手写的“今日不营业”。 他推开门的时候，门后挂着的铃铛响了一声，像莎克蒂的银镯子。 餐馆里只有一张桌子被占了。 桌边坐着一个老人，头发全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穿着深灰色的法兰绒西装，领口别着一枚看不出图案的徽章。 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杯里奥哈红酒，几乎没动过，旁边是一碟橄榄和一小块曼彻格奶酪。 他没有在看手机——他甚至没有手机在桌上。 他在看窗外。 窗外的风景不怎么样，正对着海鲜市场的卸货区，几个穿胶靴的工人正在从卡车上搬泡沫箱子。 一把冰冷的枪口顶住林梓明的后脑勺，门在背后咔嗒一声关上。 “林先生，” 老人用西班牙语说，没有回头，声音不大，但每个音节的清晰度都像刀切过一样。 “你比我想的要慢。我以为周二你就会找到这里。” 林梓明平静地站着，脸色不变，继续前行，拉开椅子坐下来。 他看着老人的侧脸，那张脸上皱纹不多，皮肤保养得很好，但那双眼睛——那双从佛朗哥时代就一直在看、在看、在看整个西班牙的眼睛——在午后三点半的光线里，像是两颗被磨了太久的棋子，所有多余的亮泽都被时间磨掉了，只剩下一种不反光的、近乎矿物般的硬。 “你不是故意让我找到的，” 林梓明说，声音很平静。 “你是想看看我有没有能力找到。你测试了莎克蒂，测试了德尔加多，测试了皮克。现在轮到我。” 老人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被准确命中的时候才会有的、肌肉自发的微小收缩。 他终于转过来，正眼看着林梓明。 那目光不凶，不冷，甚至带着一点温和，但林梓明在那目光里看到了四十年的权力网络——他不是在看你这个人，他是在看你在这个网络里的坐标、重量、以及你是否值得他挪动哪怕一枚棋子。 “你很年轻，”老人说： “但你已经老了。” 这是一句在西班牙语里很奇怪的话，但林梓明听懂了。 它和年龄无关。 它说的是：你已经在足够多的黑暗里走过足够多的路，已经不再相信那些表面的东西，已经知道一切都有代价，而你还是走到了这里。年轻的是身体，老的是那个在黑暗中保持清醒的部分。 “说说你的条件，” El Padre说，拿起那杯红酒，在唇边碰了一下就放下了。 “但要先说前提。你不是来求我的。你是来跟我谈的。这意味着你手里有一张牌，你以为我不知道，但我其实知道。我们先从那开始——你手里那张牌是什么？”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