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也是一笔糊涂账，不过严复和詹天佑相比，严复还算是学有所用，他学习的方向并不是海战指挥为主，更多的偏向于海战公法和炮垒营造这个方向，进入水师学堂当个教习后升任为总办也不算冤枉，总比学铁路的詹天佑反而上了战舰干了七年要好得多。
要说严复没有门路也是真的，人家邓世昌同样也没有门路，但是人家的发展路线是对头的，直接学习的便是战舰驾驶，留学英国的时候主攻海战指挥。像严复这样一开始就走错一步，后面也没有林泰曾那样显赫的家世——林泰曾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的胞弟，当时署理船政的沈葆桢就是他的姑丈，所以林泰曾就算走错一步也在出国前给纠正过来了，弄得严复二十多年蹉跎自然和北洋海军名声显赫的将领无缘。
谭延闿说道：“几道先生以幼龄之年开始考入福建船政水师学堂，学习十数年，又留学英国两年，先生今年四十多岁，可以说到现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和海军相联系在一起，这样辞去水师学堂总办离开海军界实在是太可惜了……”
“曾闻凯仕（林泰曾的字）有言，谭先生有意重振北洋海军之威名，最近一年连续进行了两次演习，对外购买高级战舰，而且还在旅顺自造战舰，外引英国海军将领英格纳为海军教习，加强训练。北洋海军在先生的支持下亦是日新月异，逐渐恢复旧观……复虽辞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但听到这些总还是欣喜的……”严复说道。
“几道先生，培养一个海军人才绝非朝夕可成，非数年之功不可。天津水师学堂在资金上没有什么问题，并且我已经通过英国公使窦纳乐和海关赫德同英国联系过了，今年便会派天津水师学堂优秀学生二十人前往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同时水师学堂也要办少年班，招收八岁幼童进行海军学习，等十三四岁之时派往英国海军学院深造学习数年……这些举措不光需要资金的支持，还需要更多的人才来鼎力相助，尤其像先生这样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军留学生，若是能够回到天津水师学堂主持校务，自然是再好不过了……”谭延闿说道。
现在在谭延闿的支持下，从朝廷重建北洋海军的拨款中抽出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天津水师学堂当中改善师资力量，这使得水师学堂有了很大的改观，当然还是碰到了人才难得的障碍。现在天津水师学堂还在威海卫、旅顺海军基地建有分校，北洋水师的各舰将领在主持北洋水师的同时，也必须要到水师学堂分校任教。而且学堂学生在很早便要上舰跟随出海，学习驾驶、开炮等科目的实习，还通过英格纳联系引进了书名英国海军将领来华充任水师学堂的教员，当然这个价钱绝对是不低的。
在谭延闿看来，在中国海军教师人才缺乏的情况下，放着严复这样曾经是第一批留英海军学员不用实在是浪费。哪怕他来天津水师学堂执教一两门基础课程也是非常胜任的，要知道在中国能够懂得微积分等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的人还是非常稀少的。
“谭先生盛情，复心领了，可是眼下这报馆初建也是需要我极大的投入，恐怕重回天津水师学堂……”严复有些为难地说道。
谭延闿见严复有些心动便说道：“几道先生也不用为难，我只是提出一个建议，希望先生能够在办报之余来天津水师学堂执教几门课程以弥补教师不足，当然先生回到水师学堂还是挂总办，闲时可来校指导主持校务……”
严复虽然是脱胎换骨，但是名利之心哪是说丢就丢的？严复先后考了四次乡试谋得就是一个正统科举出身，当上总办也是在林泰曾等人的帮助之下，若说他现在一点当官的瘾头都没有，谭延闿是不信的。尤其是谭延闿自问自己在任用人才上至少要比李鸿章要高明的多，同时也给底下的人各种机会，只要你能够做事，谭延闿是不会做埋没人才的举动的。当然袁大头也是人才，但这种人才对谭延闿而言实在是太过危险了，只有打压的份。
果然严复在稍作犹豫之后便答应了谭延闿，当然现在《国闻报》正在筹备初期，报馆初建杂事也是千头万绪，严复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回到北洋系统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主持校务的。其实让严复回到天津水师学堂对谭延闿而言不过是一个小圈套——严复开办报纸言辞过于激烈，肯定是逃不过历史上戊戌变法那样激烈的政治运动的，而且这对严复而言也是一个挑战，是观察严复这个人到底是功名心更大还是社会责任感更强一些。
不管严复做出了何种选择，最终的赢家只有谭延闿，少一个学界大师和思想启蒙者固然是重大损失，但如果严复经不起这种功名心的诱惑，那也不能怪谭延闿，就是最次中国海军摇篮中多了一个保姆，多培养几个海军人才也是非常实际的选择。
不过令谭延闿没有想到的是，日后严复因为主持《国闻报》而最终走向了大师之路，可惜的是这份报纸固然是中国新闻界品论界的一面旗帜，但也牵扯了严复大量的精力。严复虽然最终成为中国翻译界的大师级人物，提出了“信、雅、达”这三条令世人信服的翻译三大准则，但在谭延闿前生记忆中的严复的“严译八大名著”却少了四部。
谭延闿虽然不是和康有为等人一路，但是伴随着公车上书康有为登上中国政坛开始，在康有为及其弟子的努力下，通过办报纸、讲学、集会等种种方法，其中几乎被清廷是全部封杀，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变法维新这一政治主张已经深入人心，效法日本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员所认知的强国之路。
谭延闿也在这股浪潮中看到了浑水摸鱼的机会，直隶总督府幕友堂中的翻译科被他整个搬到了山东，在他的主持下开始大量翻译西方政治民主书籍，然后交付给设立在天津英租界的印刷厂印刷发行。开始的时候还是本着亏本来打算，但是没有想到这正是赶上了时代的潮流，这些书籍开始成为热门书籍。
谭延闿通过墨西哥油田交易获得了充足的资本，也就不打算在科学教育和民主思想启蒙上做盈利的打算，所以尽管这些翻译书籍卖得非常火热，他也只是以成本价来出售，所得资金全部用于扩建和改良印刷厂所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主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只是鉴于这些翻译书籍可能会引来不少麻烦，在寇青和伍轩仁的操作下，印刷厂的股权也挂在了颠地洋行等美资名下，而且出版的书籍作者名一律采用化名。
同时中国第一家民办的银行也在天津正式成立，总股本为八百万两白银，其中谭延闿所占股份比例为七成，达到了绝对控股的水平，而伍轩仁所占一成，其余两成为与之有商业往来的广东、上海商人所瓜分。伍轩仁作为董事长出面负责银行的管理和经营，而银行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承接了直隶的银元、铜元的发行工作。
此时张之洞已经在湖北武昌发行银元刚好才三天，工商银行发行银元、铜元、银元券等一系列货币，这成为了一个微缩版的货币体系，这自然不是张之洞单纯的发行银元所能够比拟的。工商银行之所以一再推迟开业时间，也是想要多在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建立分行，同一天工商银行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的分行同时开业，不同的是只有天津的工商银行才会经营货币业务。
因为谭延闿升迁至山东巡抚，所以工商银行也会在济南府开办分行，以更好的配合谭延闿在山东的行动，另外也是在香港将会开办分行，不过香港分行今后的业务比重将会逐步增加，最终的总行位置就要看银行的经营情况还有政治气候如何，大体上就是在天津、上海和香港三地选择一地最终设立总行。
工商银行的银元和铜元铸造是由天津机器局来承办，也是受到谭钟麟可能会调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的影响，工商银行将会出资将铸币机器从天津机器局中转移出来。至于银行所发行的银元券是由工商银行自己印制的，相当于纸币钞票，机器是通过颠地洋行从美国进口，银元券印刷精美，防伪功能可靠，加上工商银行资本雄厚，来头也不小，所以所发行的银元券、银元和铜元信誉非常好。
无论是刘坤一还是张之洞，他们所发行的银元到底还是地方性货币，他们就是再牛也不可能让自己的货币捞过界，除非是铸造铜元以十比一的比例强行建立兑换银元的机制，否则湖广和两江的银元是不可能干扰到直隶的经济。如果是银元和铜元兑换比例脱钩，张之洞可以疯狂的铸造铜元，这样就要轮到谭延闿头痛了。
工商银行的好处就在于直隶一省发行的银元券、银元和铜元可以按比例来进行兑换，当然银元券和银元之间是一比一，大宗交易银行要收一定的手续费用。这样一来在谭延闿节制之下，工商银行只是在上海和广东的分行发行银元和银元券，并没有在武昌分行发行，在货币流通地域上就远比湖广和两江要流通的广泛多了。
流通广泛也就是发行量的巨大代名词，工商银行可以提升铜元和银元的兑换比例，光是靠发行银元和银元券便可以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这远比滥发铜元当作大钱要好得多，所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