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也奇怪，当一栋房子里住的人迁变的话，整栋屋子的气氛也会因此而大不相同起来。

　　叔叔叫人从新加坡运去了一部分家俱——书桌啦、大理石餐桌啦、栗木椅子啦，等等——都是他平时用惯了的东西，就连暂租的房子里，他也喜欢摆上这些东西。新加坡的房子里，顿时显得空旷多了，也显得宽大多了，整栋住宅里可以嗅出一种暂时、过渡、终会改变的气息。

　　屋子里再也听不到叔叔轰轰隆隆的大嗓门，也不再有金边拖鞋懒洋洋踱来踱去的声响，更听不到年轻妇女低沉而妩媚的腔调了。

　　婶婶出现在楼下和阳台的机会一天天增多。她病情减轻了许多，吸鸦片和诵经念佛的次数，也递减不少。

　　这时候正好是盛夏，暑气炎炎，大家劝秀瑛搬出学校的宿舍，到家里来住，秀瑛马上答应了。三个人——新洛、秀瑛和婶婶——彼此都很合得来，韦生也成了家里的常客。

　　韦生的面孔一天比一天圆润，脸洗得更勤，胡子也刮得更干净。然而新洛却一天天消瘦，愈来愈不修边幅了。秀瑛姑姑第一次发现，他竟变得有点驼背了。

　　现在好像是婶婶在照顾这个年轻的侄儿。摩里斯牌的汽车还在，以后要卖掉，鼓浪屿小岛是用不着汽车的。婶婶时常劝新洛开车去散心，有时还亲自陪他出去兜兜。

　　这时候正是“巴马艾立顿事务所”和员工续约的时期。董事们开会决定，商业破产和债务纠纷期间，虽然有许多业务可办，但基于经济的萧条，钞票、信用及各个行业都疲软不蹶，未来的财政情况又不十分乐观，因此公司还是要裁减事务所的员工。

　　新洛意外收到公司的一封信，说从七月份开始公司不再雇聘他了，鉴于以往他工作优良的纪录，公司将付给他三个月的资遣费。

　　这是他毕业后，第一次遭到严重的打击。在这几年内，由于经济的衰厥，当然不可能找到什么好的工作。

　　他比以前更意志消沉，饭后常常一个人开车出去游荡，像孤魂野鬼似的，酒量也有增无减。有时候他不吃晚饭就出去了，使姑姑和婶婶心里很为他难过。他一直到天黑才回家来，她们俩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家等他，回来后，他就独个儿走到厨房自己弄一碗白肉清汤，喝完就上床睡觉。有时候，他回家来告诉婶婶，他已经吃过了三明治和啤酒，不吃晚饭了。

　　秀瑛见他痴痴癫癫的，不复往日沉默而自信的风采，心里难过极了。他的颧骨开始突出来，整个人好像让人觉得老了好几岁。“你看起来样子好可怕，”有一天秀瑛对他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经济萧条虽然使大家都蒙受其害，但受害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们又不是没有钱，我们要什么，就能买到什么。”

　　“我知道。”

　　“我想你可以在学校里找一份教书的工作，我可以帮你找。”

　　新洛抬眼看了看秀瑛。她一向了解他，就连他和韩沁同居，她也表示谅解。

　　“韩沁怎么样了？你没有再和她见面？”

　　“有，我告诉过你，我跟她现在是朋友的身份。不过最近每一次我想约她出来，她就推辞说她另有约会。她对我说：‘新洛，你为什么不约一约别的女孩子出去玩呢？’理发厅的人都知道我是她的朋友，但是我总不能天天去修指甲呀！有时候我七点钟就在理发厅徘徊，一直等她出来。你又能叫她怎样呢？有时候，我晚上到她母亲家去找她，但是她根本不在。”

　　假使换了别的男人，随便哪一个人都会明白她的意思。男人最好永远离开像她这种的女人，但是新洛却不死心。他就是喜欢她，时时刻刻都少不了她。

　　有一天，新洛在城里找她找了一整夜，回来对秀瑛和韦生说，韩沁完全失去了踪影。他已经十天左右没看到她，问她母亲，她母亲只说她离家出走了——去哪里，她也不肯说，也许是说不出来吧。

　　“他仿佛心碎了。”新洛一上楼，韦生就对秀瑛低语。“我们要想想办法。他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的，任何人都会对韩沁这种女孩子的韵事一笑置之，抛到脑后。我真不愿意看到他眼中沮丧的神情。”

　　新洛和某些遭到心理打击的人一样，把对自己的不满，化成沮丧与沉默，他躺在床上，日夜酣睡，似乎永远不想醒来。

　　秀瑛看到这种情况，真的吓慌了。她猜他会不会是得了“癫狂症”。

　　秀瑛不想写信回家，怕惊动了新洛的母亲。她既不能写信，又不能打电报，否则家里每一个人都会吓坏的。

　　她脑子里闪过一个清晰、肯定的念头，世上只有一个人能够救他，使他重新恢复生活的乐趣和信心，那就是柏英。

　　秀瑛决定乘下一班船回厦门去。她事先没有告诉新洛。婶婶拿出一千块私房钱给她做路费。婶婶跟新洛说，秀瑛姑姑要出门一段日子，很快就会回来。

　　秀瑛在鼓浪屿把新洛的遭遇都说给叔叔和碧宫听，大家心里十分难过。

　　“我不得不亲自回来一趟，”她说，“我又不敢写信，我想这件事我们暂时都不要告诉他母亲。韦主和阿婶已经仔细谈过了，我们认为还是让我先回来跟大家商量一下。”

　　“难怪他一封信也不写回家，”碧宫说，“你要怎么样告诉柏英呢？她也在这里。”

　　“我不知道她来鼓浪屿，甚至不知道她来漳州，她既然在这里，那就简单多了。我相信他只要看到柏英就会好的。她现在人在哪里？”

　　柏英带孩子到“港仔后”海滩去了。她每天都去那儿，静静坐在一旁，看着罔仔在美丽、干净的白色沙滩上玩耍。

　　晚饭前后，柏英带孩子回来，一直朝家里走着。她还不知道秀瑛已经从新加坡回来了。

　　看到这位记忆中熟悉的姑姑，她欣喜若狂。

　　“什么风把你吹回来啦？真是想不到啊！”

　　“放假嘛，回来看看，我不久就要回去。你呀，看起来挺时髦的嘛！”秀瑛用爱怜的眼光盯着她。

　　“新洛如何？讲讲他的近况吧。”

　　“他还好，我现在也搬到他阿叔家去住，我们天天见面。”

　　“新加坡的情形怎么样？”

　　“大致上都很凄惨，饭后我想跟你好好谈一下。”

　　晚饭后，柏英邀她到房里去。“我们好好谈谈，我大概有三年没看到你了。”

　　秀瑛慢慢将话题引入正题。她提起新洛的失意、失业，每夜出外游荡，三餐误时，等等。柏英静静听着，呆若木鸡。

　　“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写信给我，或给他母亲呢？”

　　“他没办法，我也不能明说，就连我都不敢写信回来，所以我只好亲自回家一趟。”

　　突然，柏英眼中现出惊恐的表情。

　　“怎么回事？”她追问秀瑛。“你一定要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有什么事你不能说明的？”

　　秀瑛忍不住哭起来，柏英更加担忧，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死了？”

　　“没有。”

　　“他病了？”

　　“没有。”

　　“为什么你不肯告诉我呢？快说嘛。”

　　“他身体还好好的，只是他内心起了变化。”

　　“得了‘癫狂症’？”柏英用力说出这几个字。

　　“不。他还好，但是他很不快乐，整天出外游荡，晚上野游，他完全崩溃了。看他好像很寂寞、很寂寞……他需要你，柏英，我知道，只有你能够让他振作起来……”

　　柏英起先有点不敢相信，后来脸都红了。她觉得喉咙紧紧的，终于忍不住痛哭失声。她哀叹说：“哎，新洛，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碧宫站在门口，看到柏英哭成一团。她一直想进来，插几句话。最后她走进来，用手摸摸柏英的肩膀，扶她坐正。

　　柏英坐起身来，对着手帕啜泣。

　　“我是特地赶回来告诉你这件事的，你愿不愿意去新加坡？”秀瑛问她。

　　“去不去？你挡都挡不住我，他需要我哩！”

　　“你一定要去，”碧宫说，“我弟弟只爱你一个人，我很了解他。”

　　琼娜也走了进来。

　　“什么？你们事先都讲好的？”柏英含泪笑笑说。

　　“柏英，”琼娜说。“我现在才稍微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跟我讲的那些话，我起初根本听不懂。”

　　“讲了些什么话？”

　　“只有他自己能解释，他说他从来不属于新加坡。他把你们俩在鹭巢的照片挂在墙上。每当他谈起他的高山、你的高山的时候，就神气活现的。他在新加坡从来就没有真正快乐过。他对我说过好几回，‘曾经是山里的孩子，便永远是山里的孩子’。”

　　“是的，”秀瑛说，“他收到你的第一封信的时候，我看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大哭呢。他又哭又笑，手上抓着你的信，笑得没法读下去，最后才坐起身来，还是我跟他一起看的呢！”

　　“我什么时候能动身？我是说到新加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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