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国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纪录上，最多彩多姿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前不久我曾看过一部叫作《少帅传奇》的电影。那显然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这部电影里的传奇故事比起少帅传记里的真实故事来，恐怕还要逊色呢。少帅实际生活的传奇性，似乎要比传奇电影里的传奇更富于传奇性！

　　张学良本来就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性和戏剧化的家庭里。他父亲“老帅”张作霖便已很够传奇了。他原是一个比小说书上“梁山英雄”更富戏剧性的真实的草莽英雄，在清代由落草剪径，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发财，而出掌方面。他所掌的“方面”竟比西欧英、法、德、奥诸列强的联合版图还要大得很多。

　　既有方面之权，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终成短期的中华之主，当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帅”——当时中国正统的国家元首。学良便是这样一位不平凡的草莽英雄的儿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诞生的，嗣后跟随其父，水涨船高，竟然做了军阀时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的太子。

　　张大元帅由于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汉奸，因此不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容，终于在兵败之后，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国。这一段简略的老帅传记，本身便已是够戏剧化了。那时曾有意侍候老帅、终于变成少帅顾问的顾维钧博士就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作霖于1926年6月18日就职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曾举行一次历代帝王和历届民国总统都循例举行的祭天大典。当张氏正在天坛之中捧爵而祭并喃喃祝祷之时，孰知一不小心竟把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帅惊慌失措，与祭者也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其后不久，那批在北京以专才身份待业待诏的博士帮，包括顾氏自己，可能还有王宠惠、颜惠庆、施肇基等一群，日长无事，结伴行街。他们曾戏以张大元帅的生辰冒为一无名老人的八字，请当时北京知名的一位相士代为算命。这相士把八字一排说：这个命贵则贵矣，只是现在他已是黎明前的“电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电灯胆”便是北京土话中的电灯泡。在那电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电灯胆是特别明亮的。果然，不久张氏这个明亮的电灯胆便在皇姑屯熄灭了。

　　这一故事是顾氏在海牙做国际法庭法官返纽约向我口述其《顾维钧回忆录》时亲口告诉我的。这位国际法庭大法官，那时没有向我捏造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这些小故事，也只是帮助说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一生是多么富于传奇性罢了。

　　张学良自己在其所撰写的所谓《忏悔录》中，也曾说明他昔日从政的缺失是在识蒋之前一辈子未做过“任何人的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帅”做了多少年的少帅，而这少帅却是从一个公子哥儿开始的。

　　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儿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身份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

　　汉卿、汉卿，我国近百年来的凤子龙孙、达官显贵子弟，生活放荡的，也是成队成群了。若论吃喝玩乐的纪录，真正有钱有势有貌有才的邓通、潘岳也不难做到，而难的却是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之后，仍有红颜知己舍命相从，坐通牢底，生死不渝——这一点纵是《红楼梦》里情魔情圣的贾二公子也无此福分，而汉卿你却生受之，岂不难能可贵？我们写历史的、看小说的阅人多矣，书本上有几个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这个“赵四”之名也将永垂千古，在人类可贵的性灵生活史上长留典范，为后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羡汉卿之艳福，读史者便知，若汉卿只是个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这个美丽的下场——公子哥儿不难做，但是古今中外的公子哥儿，有几个不落个丑恶的、难堪的结局？漫说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

　　赵一荻，我们历史学家也替你喝彩！

　　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

　　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但是，我们细阅本书便知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他的“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少帅的崛起，的确是由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而扶摇直上的；但是专靠这点血缘关系便“负方面，独握大权”，雄踞一方，也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一点，公正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本书的作者，自有清楚的交代，读者可细玩之。

　　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

　　须知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患史中，安禄山、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吗？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伎，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做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那时少帅还不过二十九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炉火纯青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此盖人之异于禽兽者。便是不同的禽兽，也各有其独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残暴、乌鸦之反哺、鸳鸯之爱情，等等。这种不同的灵性，人类却兼而有之，只是人类各个体偏向发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罢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爱情色欲之别、贪婪廉洁之分……也就在此。吴三桂说：“父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事实上，一个人在天赋性灵上，不能做情种，又安能做烈士——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学良青少年时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则我们对赵四为爱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觉得没什么费解了。

　　显然，张学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骨气，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以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后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词，并从而戒烟去毒，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一千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一，事变之发动是激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