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好像有点过时了。这部电影貌似已经以票房成绩一般和冒犯观众载入华语电影史册。

　　但我还是愿意说说它。原因很简单，经典原本并不趋时。

　　当然，这部电影并不好懂。

　　没有完整的人物关系介绍，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一带而过，跳跃性的剪辑，还有虽然少但比起《最好的时光》已经多得不行的台词……这种观影体验好比做一道没有正确答案的完形填空题。

　　观众们很快失去耐心。他们或睡着，或走人。认真点儿的会看完，然后深感情感投射落空的愤怒：侯孝贤，我今日敬你，但你竟然这么不把我当回事。

　　因为采访过侯孝贤，而且写了几篇文章，甚至有粉丝会跑来质问我：电影怎么能这么拍！

　　这个问题叫人哭笑不得，电影又不是我拍的，冒犯你们的也不是我啊。

　　但是，因为和侯孝贤深聊过，也前后刷过三遍《刺客聂隐娘》，我想说说我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我喜欢它，但就像陈丹青说凡·高，你要问我哪里好，我就只能跳楼。

　　1、魏博就是台湾

　　这是一部挑战观众的电影。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它像中国传统文人画一样，洗练劲道，有大量留白。这留白是需要观众参与的。这就是说，你要有“解题”的兴致、能力和耐心，缺一不可。

　　这不是一件舒适的事情，会叫花钱买票图乐的观众不爽。

　　这种留白和开放性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和德国表现主义电影里就呈现过。侯孝贤继承了巴赞、戈达尔、特吕弗、安东尼奥尼的衣钵。

　　这就是侯孝贤的电影观。在数十年后，他仍然致力把电影当作一种自我表达的艺术手段，而非取悦大众的神器。

　　我对侯孝贤有敬意和信任。这是我愿意自己花钱进三遍电影院的原因。他不会随随便便拍一个神经质、瞎胡闹的东西出来。

　　这种敬意和信任大约出自《悲情城市》。《悲情城市》来自1989年，讲的是1946年的“二二八事件”。

　　1989年，这是个耐人寻味的时间点，正是台湾岛内“解严”，蒋经国去世一年之时。这就是说，一俟获得表达的机会，导演就要用电影来纪念和解读这个海岛的历史隐痛。“二二八”是一桩屠杀、血案和公案，是台湾最不愿意被触碰的记忆。但是侯孝贤，唯独他有种把它拍出来。

　　我一直记得，在电影的最后，梁朝伟和妻子儿女站在空荡荡的车站月台上，最后一辆列车已经开走，他们知道，自己的后半生已经无处可去，将永远困在这个海岛上。梁是个哑巴，更是暗喻了知识分子不能表达的困境。

　　这是个伟大的镜头，既是对过去发生的历史的凝视，也是对即将发生的历史的预言。

　　在历史上，台湾历经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和清政府、国民党政府的治理，隐隐然总有这么一腔子孤愤和弃儿心态：你们都不要我，都对我不好，那我跟你们拼了吧。这种来自山地民族的烈性（瞧瞧《赛德克巴莱》的血腥），混搭民国军事贵族的幽怨，二者融合，成就了今日台湾又柔糯又刚烈的脾性。这一点，你端看他们甜腻的民谣、安详的街市、全武行的民意代表会议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曾经被遗弃，但是不断在探索自己文化认同的地方。80年代，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这批新浪潮导演，用电影探索了这种文化认同的可能性，找到了一个岛屿的文化自信。

　　说回《刺客聂隐娘》——我不确定，也未跟侯孝贤本人求证过——但我相信，晚唐末年，那个在战与和的暗涌之间摇摆的藩镇，魏博，它可能正是台湾命运和处境的象征。

　　这好比反服贸，到底要因为经济和现实生存的原因，与大陆协同发展，还是担心被边缘化的历史重演，因此宁可保持一种奇崛的独立姿态？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不敢妄言，因此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电影里，都是一番晨昏不明、左右逢源的景象。

　　这虽然是我的猜测，但也不是乱猜。

　　当年，朱天文曾经说过，她从来就没打算做艺术家，她想要做“士”，也就是知识分子，因为“士”才能整体性地影响一个社会的文化、经济和历史，而不是安于一室之欢。

　　侯孝贤也是对政治保持兴趣的人。他跟我说，他也有“士”的追求。当年，他曾经在台北街头因为政见不同，跟出租车司机扭打作一团。

　　2、四个青鸾

　　当然，更表面一些来看，《刺客聂隐娘》是一部深沉的女性电影。侯孝贤喜欢拍女性，后期的作品更全部是女性题材。他说，男性刚强女性烈。

　　全片一共有四个女性角色：嘉诚公主（和亲那位）、嘉信公主（道姑）、聂隐娘、田元氏（就是周韵）。这四个女人，用一个意象贯穿全片，那就是青鸾。

　　开篇，导演就让衣着华丽的嘉诚公主在牡丹花丛里抚琴自道：王得一青鸾，三年不鸣，妃子建议，听说青鸾这种鸟啊，只要看见同类就会叫，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置镜，结果青鸾悲鸣，终日奋舞而绝。

　　它死了。一个人，没有同类。这四个女人都是这种人。孤独。

　　嘉诚公主，一个人孤零零从长安嫁到魏博。她性子刚烈，出发的时候嫌弃送亲的车子不好，受了怠慢，就不肯走，直到皇帝给换了金根车才满意。她终身的使命，就是不让魏博跨过河洛一步。她事人，从儒家，相信人际关系的沟通和博弈可以稳定局面，达到目的。

　　嘉信公主的背景性情并未多做介绍。她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山里。不过，她在应付阮经天扮演的侍卫时说，我事天，不事鬼。所谓事天，即从墨家，主张杀一独夫可以救万千人。

　　田元氏看起来是个很镇定，也很有办法的女人。她心狠手辣，行事大胆。她可以在君主事先警告的情形下，仍然毫不犹豫地做出安排，谋杀怀孕的妃子。甚至，君主的父亲都有可能是她杀掉的。但君主也奈何她不得，只能挥剑砸了炉子了事。

　　她有她的势力和代言。当年，她的父亲是叛变中央政府投奔魏博的刺史，为了她父亲手下一万多人的军队，田季安的父亲做出安排，让她嫁给自己的儿子。这是一段政治婚姻，但原本嘉诚公主安排的未婚妻聂隐娘，就被牺牲掉了。

　　因为田元氏的家族背景，她主战，事鬼。若魏博归顺朝廷，她和她的家族就不过是乱臣贼子的后代，有灭顶之灾。

　　不过，这个强势的女人也是孤独的。她和嘉诚公主，一个主战，一个主和，都是孤独的执行者，承担巨大的、有危险的使命。但，这些政治主张都来自她们的血统和出身，而不是她们自己的选择。

　　聂隐娘是魏博贵族的后代。她的妈妈是魏博君主的姑妈，当年嘉诚公主和亲，就是她带队迎接。她的爸爸虽然憨人一个，但也是得到宠信的军事重臣。

　　隐娘和很多贵族女子一样，有一个被安排的人生。她被各种人、各种势力安排。和她的名字一样，她原本是个“不存在”的人。

　　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被嘉诚公主安排嫁给义子田季安。并不是因为他们般配相爱，而是公主信任隐娘的妈妈，认为和这股力量结盟更能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再大一些之后，因为嘉诚公主计划落空，她被嘉信公主安排上山学艺，做个刺客。她是道姑的凶器，而一个凶器，是没有思想、没有自我的。

　　但偏偏聂隐娘有。在四个被安排、被继承、被选择的女人里面，她们一样孤独，没有同类，但聂隐娘是唯一一个选择了自己命运的人。她最后归隐山林，这是道家出世的选择。她没和亲，没做刺客，也没杀田元氏派的女刺客，她付出代价，不惜背叛师门，也要做她自己。

　　朱天文说，这就是聂隐娘的现代性。侯孝贤载誉归来，马英九在台北办欢迎宴会，侯孝贤发表演讲，当头第一句就说，所谓现代性，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杀人。

　　《刺客聂隐娘》的镜头语言，也一直在呈现和电影的道家价值观一致的东西：利落、极简、丰富却毫不啰唆的纵深景别。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电影中呈现的大自然的景象。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电影里面每个叙事段落，都是用大自然的空镜头来衔接的。隐娘要和女杀手对峙，画面开端就是两片慢慢靠近、最终合为一体的云。等云到。

　　这些大自然的画面像傅抱石的水墨画，优美含蓄。同样拍大自然，侯孝贤的自然观可能跟张艺谋的大红大绿，以及陈凯歌的苍茫黄土地完全不同。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情趣。

　　另外，既然《刺客聂隐娘》有个武侠的壳子，自然也要关注它的武打场面。

　　当然了，它的动作戏不是《卧虎藏龙》那种好看。因为刺客和侠客有本质的不同，简直天壤之别。

　　侠之大者，当李慕白出手的时候，他不只是要展示武功，更要显示武学尊严和宗师气派。总之，他要展示。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