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的台北，天气湿热，中山区。

　　这家撞球馆有些年头了。灯光昏暗，墙壁斑驳，客人稀稀拉拉。老板坐在收银台里面，说，这是祖产，1972年就开张了，一直到现在。自从有了电脑游戏，生意大不如前，但还好，总有小鬼会来玩。

　　老板站起来，慢悠悠地到处溜达。房间里回荡着张惠妹的歌声，都是老歌。墙上挂着穿着暴露的女郎海报，也都是老照片。有一张《美国鼠帮》的黑白电影海报，站在中间的是歌王法兰克·辛纳屈。别看他油头粉面的样子，就在撞球馆开业的那一年，他还拍了科波拉的《教父》，咸鱼翻身。

　　也是在那一年，有个叫侯孝贤的臭小子从台北艺专毕业，找不到事做，只好在台北街头推销电子计算器。他递名片，别人丢掉，他就再从地上捡起来。他酷爱打撞球，高中的时候在南部老家的撞球馆跟人打架，一气之下砸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留下案底。不过，他也很久没玩了。自从来到台北，他希望过另外一种生活。

　　谁知道，这位当年的庙口混混，几十年后成了“台湾之光”。

　　老板认得侯孝贤，他来了。他很朴素，穿着白球鞋、牛仔裤，戴着白色鸭舌帽。他不带什么随从，也没什么架子，跟人握手会略微欠身。不过，导演自有他的威严。工作人员很怕他，趁他坐在沙发上上粉底，商量要怎么劝他换上名牌西装去拍照——别说名牌西装了，连上粉底都堪称创举，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他们甚至私下讨论，想安排他上一次《康熙来了》，好宣传《刺客聂隐娘》，可是商量了很久，没人敢跟导演开口。

　　看得出来，侯孝贤是个心软的人。他不喜欢通俗之物，但也懂得人情世故。他不喜欢在摄影师打好的灯下面摆拍，他不喜欢任何摆拍。不过，女孩央求他说：导演，我们专门从北京过来的……他一面摆手，说，还是不要拍了吧，一面掐灭了烟头，还是跟着女孩去了。

　　十几分钟后，拍完回来，他立刻点了一支烟，跟我抱怨：“你知道吗，马尔克斯有部小说，写有个人抱来一只鸡，他就指着这只鸡跟别人说，你们不要一直看它，不然它会死掉。对嘛，我又不是鸡——这是哪部小说？我记性不好，想不起来了。”

　　“是《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吧。”

　　“啊，对。”他立刻笑了，一脸刀削斧凿的线条笑开了花。

　　被人懂得还是有乐趣的。

　　但我得老实向他承认，《刺客聂隐娘》我并没看懂。临行之前，我在电影公司的会议室里和几个记者一起看了点映场。我知道它讲了一个不能杀人的杀手的故事，也认得出舒淇、张震和周韵，画面又极美，犹如傅抱石的国画，但叙事交代不充分，剪辑跳跃，确实影响我进入电影。

　　看《刺客聂隐娘》的感觉，犹如在做一道完形填空题。

　　他也老实承认说，在后期剪辑室里，他确实没怎么在乎讲故事这件事。他甚至没有照原来的剧本剪片，以至于朱天文第一次看完成片之后相当不满意。很多交代剧情的段落因为镜头不好、表演不好或者画面不好看，被他毫不留情地舍弃掉了。

　　“中间就是会跳跃，因为省略掉了。”他说，“跳跃对我来说没什么，我的影像不是拍讯息，我是拍一个情境而已，所以我的剪法也跟别人不一样。”

　　侯孝贤在用《刺客聂隐娘》圆梦。它比侯孝贤以往的任何一部电影都还要“任性”，因为到了68岁的年纪，中间又有好几年没有拍电影，他决心要不惜代价，做一件追求极致的事情。

　　“我已经太老了。拍这部片已经六十几岁，时间、机会也没太多了，就做自己最想做的，坚持自己要的。”

　　他最想拍武侠。小时候，跟着哥哥看遍了金庸、还珠楼主、诸葛青云和平江不肖生。年轻的时候，他想要拍上官鼎的武侠小说，但又过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上官鼎不是一个人，是姓刘的三兄弟，其中一个还曾担任过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他也想过拍藤泽周平的武侠小说，迷恋日本武士道的节奏和氛围，“就像沙子进了眼睛要闭，苍蝇飞到皮肤上要拍”，既真实，又有一种本能。

　　1998年，在拍完《海上花》之后，他开始看《资治通鉴》，计划去新疆勘景，为《刺客聂隐娘》做准备。编剧谢海盟在《行云纪》里回忆说，那时候，他感觉《海上花》已经把自己标志性的长镜头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这部电影全片只有39个镜头——他需要寻求其他的突破和乐趣。

　　不过，侯孝贤深受二战后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和意大利写实主义的影响。他是真实的信徒，追求用灯光、底片和镜头还原一个尽量接近真实的世界。在他看来，“模仿出来的真实和真正的真实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独立存在”。而武侠世界里，侠客的打斗则有超现实的意味，如何和他的个人风格协调起来，这个问题一时之间难以解决，再加上成本高昂，所以搁置了下来。不过，十几年后，我们可以看到，侯孝贤仍然尽量避免在《刺客聂隐娘》里吊威亚。全片只有一两处镜头使用了这种反重力的夸张手法，力求真实可信。

　　侯孝贤已经走得非常远了，他甚至有对真实的洁癖。

　　为了还原真实的唐朝风貌，从1998年起心，到2012年《刺客聂隐娘》开拍，光是研究各种相关史料，做案头准备，侯孝贤就断断续续花了14年。他坐在小小的杂物间里，抽着烟，慢慢给我讲聂隐娘故事发生前20年的藩镇历史、王朝更迭和人物来历，一讲就是半个钟头。人喜欢谈论自己真正喜欢和花过时间的东西。

　　对于道具、布景和外景的要求自不必提。在《刺客聂隐娘》里，为了追求真实的分量感，有一顶婢女用的华盖真的是用铁做的，重达30公斤，演员只能勉力强撑。拍《海上花》的时候，从大陆运了大量古董家具到台湾。李嘉欣用的烟杆就是真正的清末古董。她嫌脏，放到开水里去煮，结果开拍的时候把烟杆上的皮子都烫坏了。

　　最狠的一招是用底片rehearsal（排戏）。为了追求真实，侯孝贤从不排戏，让演员直接上来演。演员往往一开头都没法进入状态，他就一遍一遍地来。《海上花》的时候，他的拍摄方式是从第一场戏开始拍，拍一整天。第二天再拍第二场戏，也是拍一整天，依此类推。等都拍完之后，他再回头来从第一场戏开始拍，反复打磨。演员通常到第三遍才能进入角色，举手投足都有了情境中的味道。

　　演员爱演侯孝贤的戏。他们的表演不会被打断，能够享受舞台剧一般的连贯，却又不必在意舞台上严格的走位。通常，侯孝贤会给演员讲解一个情境，由演员自由发挥，在规定的台词讲完之后也不关机，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演员的反应很有趣。《海上花》里，扮演沈晓红的日本演员羽田美智子不习惯这种方式，往往在台词讲完之后就不知道该干什么，等着导演喊cut。

　　朱丽叶·比诺什演《红气球的旅行》的时候，当她开门走进一个房间，其实灯、摄影机和收音麦已经全都暗暗布置好了，她只需体会单亲妈妈的角色，做这样一个女人回家之后自然会做的事情。拍完之后，朱丽叶跟侯孝贤感叹说，我本能地走到冰箱前面，心想这下坏了，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结果打开一看，里面各种饮料还真的都备好了。

　　周韵在《刺客聂隐娘》里扮演张震的原配。有一场戏，张震大怒，砸了东西，提着剑气冲冲地走了，留下周韵、三个儿子和仆人站在殿中。这时候，侯孝贤还是没关机。周韵的反应很镇定，跟三个儿子说，都起来，又命令仆人说，去收拾。

　　“她演得多好。”侯孝贤笑了，有点得意，“她也是个妈妈，平时就是这样处理事情的。她是温州人，讲规矩，懂世故，分强弱。姜文怕她怕得咧，看得出来。”

　　这是相当昂贵的真实。已经没有人这么拍电影了。算下来，《刺客聂隐娘》用掉了44万尺胶片，创下他个人的新纪录。以前，《南国再见，南国》是20万尺，《海上花》是23万尺，而早年台湾中影给他的胶片指标是12000尺。

　　按照影评人焦雄屏的统计，近年来，台湾电影的单片成本一般在2000万~3000万新台币（约400万~550万人民币），若有8000万左右新台币（约2000万人民币）的投资，已算天价。而《刺客聂隐娘》的成本是9000万人民币。

　　侯孝贤自己也说：“后期从胶片转数字的时候，我算过，光是这笔费用，已经有4000多万新台币，已经够我拍一部简单的电影了。”

　　如果非要说侯孝贤为《刺客聂隐娘》做了什么妥协，那就是不逞能和托大，理性地引入多家投资商，分担风险。“他们没什么风险，我也没什么风险。”他说，“而且电影里有明星，又是武侠题材，他们觉得应该还可以。你说不好看吗，也还OK。”

　　这是侯孝贤在68岁时候的选择：花了这么多钱，又始终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不在作品上做任何的市场妥协，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