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定王安石

　　元祐元年四月六日（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薨于江宁府（今南京）。

　　王安石的生命已经结束，盖棺论定的权柄掌握在司马光的手上。他们曾经是朋友，后来成为政敌。对于朝廷国家，两人怀着同样炽烈的热爱和深沉的责任感，可是他们所主张的路线方针却是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犹如冰炭不能同器，司马光与王安石不能同时并立于朝堂之上，所以，当王安石得君行道之时，司马光拒绝了枢密副使的高位，主动离开政治中心，这一走便是十五年。这十五年，可以说是司马光的主动选择，也可以说是拜王安石所赐。如今，司马光大权在握，已经死去的王安石等待着司马光的评判。司马光必须给王安石，给他们共同经历、共同塑造的过去、现在，以及在他们影响之下的未来一个交代。

　　司马光的态度如何？

　　消息传到开封时，刚过晚饭时分，司马康正搀扶着父亲在堂前的小院欣赏新开的第一朵白芍药。宰相府的差人送来江宁府的文书，司马光捧读之后，命人焚香，取来公服和幞头。在儿子帮助下穿戴整齐之后，司马光对着南方长长一揖，而后肃然站立，默默不语，许久，眼角淌出两行清泪。司马康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正踌躇间，只听司马光轻声吩咐：“去书房。”

　　司马光要写一封信，这封信，他不要儿子代笔，坚持自己亲笔书写。收信人是吕公著，信中所谈的，正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和对手王安石：

　　介甫（王安石的字）这个人，文章、节义过人之处甚多，只是性子不通达，喜欢跟大家对着干，以至忠诚正直的人都疏远了他，他的身边围绕着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最终导致国家制度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如今我们正努力矫正他的错误，革除他施政的弊端，而不幸介甫谢世。那些反复之徒必定会趁机百端诋毁他。所以，我认为，朝廷一定要对介甫予以特别的优厚礼遇，以此来振作浮薄的风气。倘若你觉得我说的有几分道理，就请转告太皇太后和皇帝。不知晦叔（吕公著的字）以为如何？你也不用再麻烦回信了。只是两位陛下面前，全仗晦叔主张了。

　　这封信是司马康连夜亲自送往吕公著府上的。吕公著读罢，也是默然不语，老泪纵横。

　　在司马光、吕公著的主持下，太皇太后宣布停止朝会活动两天，以示哀悼，赠给王安石正一品的太傅官阶，给予七名王安石后人入官资格，并下令江宁府配合王家料理丧事。 王安礼一直在担任江宁知府，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就近照顾哥哥。四月四日，朝廷已经发布王安礼调任青州知州。长兄过世后，安礼请求继续留任，以便营办丧事。朝廷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

　　何其大度乃尔！清人蔡上翔赞叹说：“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意见不合，但是论人品都是君子！”这话固然不错，却未免小看了司马光，他忘记了司马光作为政治领袖的身份。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司马光要顾全的是大局，是朝廷的体面，是大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废除新法，厉行政策调整，这是司马光所坚持的。其中是非，当时与后世各有评说，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司马光为修复团结所做的努力。王安石追求“同”，司马光追求“和”。“同”是单调的一律，而“和”是“不同”的和谐共处、融为一体。“若作和羮，尔惟盐梅”， 这就像是烹制美味的羹汤，需要水，需要火，需要盐，需要梅，需要各种调味酱，“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王安石的理想朝廷是“我”最正确，别人都听我的，所以他鼓励迎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司马光的理想朝廷则是像仁宗时期那样，各种意见并存，所以他鼓励批评和讨论。司马光愿从本人做起，提倡和解，提倡对不同意见乃至政敌的宽容。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以上就是《王安石赠太傅制》的全文，它出自中书舍人苏轼的手笔。如椽苏轼笔，是否忠实地传达了司马光的意思？中书舍人的职责是“代王者立言”，准确地传达高层的政治意图，然而，执笔者总有办法把自己的观点和情绪带入文字。苏轼这一篇制书，表面上看都是赞美之词，细读却能品出诸多的不满。

　　制书首先肯定，王安石是老天用来成就“非常之大事”的“希世之异人”，王安石的智术、辩才、文章之美与影响力之高，都是睥睨当世、旷绝古今的；也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在短短的一年内，赢得皇帝的绝对信任，获取巨大权力，改变整个国家的政策、风俗与走向。这几句话是写实，却未必是赞美。因为在苏轼这里，学问、智术、辩才、文章、影响力都是中性词，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可以服务于仁，可以服务于义，也可以服务于功利；而一个追求功利的人，倘若才智过人，则会走得更远，错得更严重。 而“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一句，更是化用了《史记·殷本纪》对商纣王的评价“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 对于王安石的学术指向暗含深刻批评。

　　王安石“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那么，他所创造的新风俗究竟是好是坏？在制书中，苏轼保持沉默，并未加以评论。可是，在另一篇大约作于同一时期的文字中，苏轼却把王安石时代的文学园地比作长满了“黄茅白苇”的盐碱滩，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呐喊。

　　在制书中，苏轼还总结了王安石的学术渊源，说他“少学孔、孟，晚师瞿、聃”。孔、孟是儒家；瞿指佛家—瞿昙今译乔达摩，是释迦牟尼的姓氏；聃指道家—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这就等于在说王安石的学术是驳杂的，他从儒家出发，最终却倒向了佛道。这种并不纯粹的知识取向，一方面催生了更具创造力的《三经新义》，另一方面却也把《春秋》赶出了科举的考场—这是创造，也是破坏！苏轼运笔至此，胸中蕴蓄着多少愤怒与无奈！

　　最后，苏轼轻描淡写地提到了王安石的政治作为，说神宗对他的信任是“古今所无”的。对于安石相业，苏轼不置一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这种绝口不提实际上就是无言的否定。紧接着，苏轼就谈到了王安石的罢相，他称赞王安石主动退休是洒脱高蹈的。再往下，就是以哲宗名义说的一些客气话了。

　　苏轼以高度克制的笔法曲折地表达了对王安石的高度不满和有限敬意。这番意思，我们今天能读出来，当时那些饱读诗书的士大夫怎么可能读不出来？！这则制书，在颁布之前，作为门下省长官的司马光和吕公著都是读过的，他们也都签了字—王介甫高才，只可惜路走错了。此时不便明言，是为了团结。要革除王安石施政的弊端，又要通过对王安石身后事的处理来表达和解的意图，振作风气、维护团结—这是司马光和吕公著想要的。然而，把“安石其人其学”与“安石相业”一分为二，区别对待，是难之又难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认知高度。

　　复仇之火

　　既然王安石倒了，那么，跟他有关的一切人、一切事都应该被打倒、被推翻。这应该就是太学副校长兼教务长—国子司业黄隐的真实想法。

　　王安石去世的消息传到太学之后，有太学生集资，打算在学中为王安石摆设灵堂，公开祭祀，以表达哀思。结果王安石的写真像还没有挂好，黄隐就怒气冲冲地带着随从赶到，冲散了灵堂，卷走了王安石像，把领头的学生关了禁闭，罪名是非法敛财。 黄隐的做法在太学诸生中引发了强烈不满。什么叫“非法敛财”？分明是反对纪念王安石！皇帝和太皇太后都停止上朝致哀了，为什么不许我们哀悼！太学里这么多年读的都是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受王安石的教导，就是王安石的学生，学生祭祀老师，天经地义！他黄隐小小一个的国子司业有什么资格阻拦？！朝廷都在说要给太学更大的自由，礼遇诸生，黄隐却背道而驰，对学生滥施刑法，是何道理？！

　　太学诸生通过各种渠道纷纷上告。一时之间，黄隐的种种恶行被揭发：朝廷命令并没有禁绝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只是强调不能只用《新义》，可是，这黄隐却在去年十二月到任之后， 即刻下令焚毁《三经新义》的书版，摆出一副与王安石的学问势不两立的架势。朝廷命令并没有禁止学生在作文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