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新换女主贤

　　元丰八年（1085）三月十七日，司马光离开洛阳前往开封，奔神宗之丧。《礼记》云：“奔丧之礼，日行百里，不以夜行。”何以速？“奔丧事急”。 只有身体上的疲惫透支，才足以表达心灵与情感上的痛楚。六十七岁的司马光不顾儿子的阻拦，坚持日行百里。正常情况下八天的路程，五天就走完了。二十二日黄昏，司马光一行抵达开封。五天的舟车劳顿，让司马光逐渐从神宗驾崩的震惊、恐惧中恢复过来，他身体虚弱疲惫，脑子却越来越清醒。

　　“宗庙社稷，危于累卵，可为寒心”，国家已病入膏肓，必须做出改变。一直以来，司马光所抱定的宗旨就是拼死一谏，希望能令神宗幡然悔悟，下罪己之诏，痛改前非，改弦易辙，除苛政，息战端，与民休息。至于神宗能否听从，司马光其实并不抱多大希望。只是他不谏便如骨鲠在喉，他不谏便自觉对不起大宋的江山社稷。指出国家存在的问题、提醒皇帝面对现实，是士大夫的责任，司马光别无选择，他必须忠于自己的内心、以尽人事；拒绝或者接受，取决于皇帝的心意，司马光同样别无选择，他只能听天命。如今神宗骤然离世，却分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皇帝年幼，高太皇太后掌政。宋朝有了新的当家人，自当有一番新气象。换个角度想想，神宗简直是在用自己的死来成全江山社稷。

　　司马光抵达开封的当天晚上，高太皇太后就派了身边宦官前来慰问。宦官捎来了太后的口信：“国家不幸，大行皇帝升天。嗣君年幼，老身不得不代理国政。大人事奉过仁宗、英宗和神宗三位皇帝，忠诚坚贞之名，著于天下。请大人一定不要嫌麻烦，多上奏章，畅论国事，以弥补老身的不足。” 这是问候，也是邀约。

　　这不是司马光与太皇太后的第一次接触。高氏与司马光的最早接触，是在英宗朝。当时，英宗与高氏和曹太后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司马光上疏调解，劝慰曹太后说，高氏因为从小在曹太后身边长大，所以在太后面前还像个孩子一样，闹点小别扭、耍个小脾气很正常，曹太后生气、责备，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事情过去之后，太后还是不理她，不再疼她，反而像仇人一样对待她，那就过分了”。 司马光的这番话，入情入理，对高氏寓辩护于责备之中，温暖贴切，让她于感动之余，不由得不检点自己的行为。高氏与姨母兼婆婆曹太后的关系开始破冰向好。曹太后于神宗元丰二年（1079）冬过世，享年六十四岁。在她过世之前，曹太后与神宗的祖孙关系、与高氏的婆媳关系都非常融洽。 皇室成功地修补了英宗的荒唐所造成的声誉损失，树立了堪为天下表率的孝道形象。对于司马光，高氏一直心怀感激佩服。她关注司马光的动向，了解司马光，信任司马光。

　　对于高太皇太后，司马光也有所了解。就政治倾向而言，高太皇太后反对王安石新法，态度坚决，这在高层是人所共知的。她和曹太后曾经哭着向神宗诉说新法的种种弊端，并且断言：“王安石变乱天下！” 就性格而言，高太皇太后素以坚毅著称。她是将门之后，血管里流着高、曹两家的高贵血液。她的曾祖父大将高琼，曾经护送真宗皇帝亲征澶渊。真宗的御辇在黄河岸边犹豫不前，是高琼一杖敲打在辇夫的背上，这才让皇帝的御辇过了黄河，达到了亲征的最佳效果！她的外曾祖父曹彬是宋朝征服南唐战役的总指挥，功勋卓著，为人却是无比的谦虚低调。高氏的母亲是仁宗曹皇后的姐姐。 高氏四岁入宫，与英宗一同在宫中成长，深得仁宗与曹皇后的器重。与英宗结婚之后，二人相互扶持，一起战胜了即位之前的诸多凶险与磨难。从英宗即位之后近乎神经质的表现来看，高氏才是这一对夫妇在艰难岁月中的主心骨。就在神宗去世的当天，高氏还失去了一个女儿。这位公主虽非高氏亲生，却是英宗夫妇的长女。想当年，英宗在位的时候，公主出嫁，高皇后亲自送她过门，并且在公主府上过夜，足见感情深厚。 一双儿女同日过世，这样的打击，高氏也挺过来了。司马光听说，身边的人试图隐瞒公主的死讯，太皇太后说：“你们不要骗我了。我昨夜梦见曹太后、神宗还有公主在一座空旷的宫殿里举杯欢宴，当时我就疑心这绝不是个好兆头。” 这样坚毅的女子，世间罕有。

　　古今政治第一难

　　作为宋朝新的当家人，高太皇太后拥有诸多优势，也有致命的劣势。她最大的优势是政治上的正当性—她是先帝的母亲、今上的祖母，奉先帝的遗诏权同处分军国事，垂帘听政，权威性不容挑战！两个致命的劣势是：第一，太皇太后纵然尊贵，也终归是一个女子。与男性的皇帝相比，作为女性的太皇太后与前朝和外界的阻隔，既是空间的，又是性别的。太后主政须垂帘，垂帘的目的是严守“男女之大防”，然而它所隔开的却是最高领导人与政府。第二，太皇太后此前从未涉足前朝事务，政治经验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她被赋予了最高权力的代理权，却毫无政治经验。

　　而太皇太后所要面对的，却是古今第一政治难题—如何顺利地实现政策路线的调整而不引发政治派别之间的恶斗！太皇太后所要改变乃至推翻的，是饱受诟病的王安石路线，而眼下在朝堂之上、各级政府之中实际运作朝政的，正是神宗朝在王安石路线下培养出来的官僚，他们受益于也受教于王安石的政策路线，是王安石路线的学生和受益人，当然要维护王安石路线。路线的改变将无可避免地引发人事纷争乃至政治斗争。要应对这一切，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和丰富的政治经验。而这些，正是太皇太后所缺乏的。此外还有更实际的问题，王安石路线对宋朝政治构成了损害，需要改变，那么，新的方向在哪里？回到王安石之前、重返仁宗时代，听起来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仔细想想，却又几乎不可能。王安石的思想和路线已经统治宋朝十八年，影响无处不在，深入官心，想要改变，谈何容易？仁宗时代的宽容政治固然令人向往，但就具体政策而言，仁宗时代却也是问题重重的—不然怎么会有“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呢？而王安石的新法，也并非全无是处。在新法与旧制之间，在新党与旧党之间，如何建立平衡，再造宋朝政治，这是古今第一政治难题。而这古今第一政治难题，偏偏让一个女主赶上了。

　　在九重宫阙之中，太皇太后能否做出正确的决策？隔着低垂的帘幕，太皇太后能否指挥宰相大臣，掌控这复杂的局面？难！难！难！

　　“司马相公”逃归洛

　　太皇太后的问候与邀约，让司马光感到欣慰与激动，他决心倾其所有，充当顾问，助太后一臂之力。然而，第二天所发生的事情却让司马光感到紧张和惶恐，他甚至不等太皇太后吩咐，就直接“逃”回了洛阳。

　　就奔丧而言，司马光已经来迟了。就在他抵达开封的前一天，二十一日，哲宗皇帝首次公开露面听政，接见百官，瞻仰大行皇帝的遗像，中级以上官员按顺序举哀，发声一恸。因为还在丧服之中，听政的地点不在正殿，而是在便殿。首次听政的意义，仪式大于实质，它是在向世人宣示，官方的哀悼即将结束，新天子就要行使他的权力了。宋朝皇帝的孝服，实行以日易月的规定，实际只有二十七日，到四月三日结束。在此之前，单日听政。司马光抵达开封的第二天正好是听政日，皇帝与太皇太后垂帘与百官朝会。 司马光出席了朝会仪式。

　　正是这场朝会前后所发生的插曲引发了司马光内心的不安。

　　洛阳闲散，他已经十五年没有出席如此隆重的典礼了。天刚蒙蒙亮，司马光就穿戴整齐，骑马前往宫城。在待漏院前面，他下了马，整理好衣冠，望着晨光熹微中巍峨的宫殿，忽然感到一阵阵的迷离恍惚。归来殿宇皆依旧，周围却没有几个熟悉的面孔。正在这时，有年轻的官员过来，恭敬地行礼，大声问候他。这问候引起了宫殿卫士的注意，由于还在站岗，他们不能擅离职守，可是远远的，他们也向司马光敛手为礼，躬身致敬。后排的卫士出现了短暂的强动，司马光听见卫士中有人用兴奋的声音低声呐喊：“这就是司马相公！”

　　“相公”是宋朝人对宰相或者前任宰相的尊称。“司马相公”的称呼，让司马光感到了一丝不安。他司马光何曾做过相公呢？神宗皇帝曾经允诺他的最高官职是枢密副使，但是被他拒绝了—高官厚禄非所愿，吾道不行皆可捐。“过称”不祥，卫士们称呼他“司马相公”，是尊重爱戴；反对派却未必这样看。新旧交替之际，正如眼下这乍暖还寒时节的天气，是最容易引发不适的。对于卫士的兴奋喜悦，司马光唯有报之以镇静安闲。

　　让司马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朝会结束，在返回住所的路上，开封的大街两旁，竟然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迎着司马光的马头，跪倒尘埃，口中高呼：“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您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皇帝，给老百姓寻一条活路吧！人越聚越多，起初噪杂不齐的呼喊声，也逐渐变得越来越整齐，就像是有人在指挥一样，伴随着呼喊声的，还有哭泣声。作为帝国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