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到田芳一封信。她只字不提她几次赶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事，既不解释这种举动的真实动机，也不询问后来产生的效果，纯粹是对于我的那封恶毒地骂她的信的答复。

　　她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信的末尾附着我的名字，她会百分之百地判断成刘建国写的呢！在她拒绝了刘建国的求爱信以后，刘建国就说过一句类似的话。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甚至说葡萄的祖宗更酸。她不计较我，是因为她认为那恶毒的信并非我的真心……

　　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感情的折磨。我应该立即奔到她的面前，跪下，说明我的真心，让她抽我，打我。我抓着信纸，贴在脸上，像贴着她的手，饮泣不止。我流够了眼泪，冷静一点之后，我就给她写回信了。

　　我写道，我仍然坚持前信的看法，解释也没用。而且宣布，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写回信，不看来信，接到即投之以炬；我再不和她见面，一切都到此为止……

　　不要骂我心硬吧！我成了什么人？简直不是人了呀！我怎么能牵连着她跟着我受苦？只有用最冷酷的斧头砍断俩人的纽带，除此无法使她和我的心分开。我只能这样做。

　　她又来过几封信，我咬着牙扔进烧水的炉膛里，连拆也不拆开。她后来又找我两次，我仍是从后窗逃避了……我相信我的举动是为着她好。

　　她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行动，完全撕开了我和刘建国之间的那一层老同学的关系。即使我当了右派，刘建国表面上仍然是关心我的，他说，要不是他关照，我不会定为“中右”，早该定成右派，发落到农场去劳改了。他说，他并不在意我当众说他“好大喜功”的话，只是我的话说得不是时候，在右派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我的话正投合了右派的需要，性质上就变成右派反党大合唱的一个音符了，并不是对他刘建国本人的威信有何伤害……我最初相信这些话，也相信刘建国，即使我当了右派，我也相信他说的主要是在非常的背景下说了不合适的话。现在，自从田芳来过几次以后，刘建国再也不对我说什么了，他冷着面孔在院子里喊：“怎么搞的？院子脏成这样？”那无疑是在大庭广众中谴责我没有尽到扫地的义务。

　　他对我给他每天送水再也不觉得不好意思，甚至连头也不从报纸上抬起来。

　　每月一次的改造汇报，他都亲自主持，在全体教师面前，我把自己骂一通，让教师们再批判。尽管我觉得那些污水脏物是自己吐到自个脸上的，教师中有几位总是还嫌我吐得少。刘建国过去还要肯定我一点进步，越到后来，反倒一丁点儿也不肯定了，总是强调我思想深处的东西，尚没有触动。我已经从记不清多少次的改造检查中得出一个结论，真诚的检讨和应付差事的检讨得到的实际效果是一样的。你真诚地批判自己，他说你没有“触动思想根子”；你应付差事地乱骂自己一通，他照样说你没有“触动思想深处的肮脏东西”。我索性不再伤脑筋了，居然也能做到面对众人检讨时“脸不改色心不跳”了。

　　我烧水，打铃，扫地，打扫厕所，替炊事员杨师傅烧火，择菜，洗锅刷碗。我与任何人也不主动说话，而当别人问我一句话时，我竟然感到一种荣幸，似乎我的身价也提高了。久而久之，我完全接受了“右派”的既成事实，自己也没有一丝信心把自己当人看了。过去，有的学生骂我一声“右派”，我心里忐忑一下，现在已经于心不惊了，甚至莫名其妙地对喊着“右派”的学生笑一笑，讨好似的笑一笑。

　　和我接触得最多的是炊事员杨师傅。本来，帮他添煤看火，洗锅刷碗，是我为了表示改造的诚意而主动承担的额外的事，时日一长，他倒把我当成半个炊事员了。活儿稍一紧，他就叫我，甚至骂骂咧咧地在院子里喊：“徐慎行，你狗日的钻到老鼠窟窿去了吗？火灭咧！”或者是：“徐右派！没水咧！你不绞水，挠去啦吗？”我一听见他的喊声，就去烧火，就去井台上绞水。我也不恼，也不说明我正在忙着其他活儿，好像我真的躲到老鼠洞里偷闲，或者是在做下流的事——挠㞗去了。

　　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那往往是他受了校长的批评的时候，就会对我十分诚恳，把两倍于定量的饭菜塞到我面前，赌气地说：“吃！不吃白不吃！你不吃，指望刘建国那个杂种说你的好话吗？妄想！甭那么不顾死活地干！你指望刘建国给你说好话，摘帽子吗？妄想！那个杂种没有人的心肝！狼心狗肺！你怕他，我不怕他……”

　　他有时对我又十分恶劣，那往往是他受了刘校长表扬的时候，就会对我瞪起三棱子眼睛：“你狗日的一天磨磨蹭蹭的，不好好改造，你死到阴司也不是个好鬼！人家刘校长跟你是同班同学，瞧人家而今在啥位位上敬着？你而今在啥洞儿里蜷着？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你敢反党，真没看出，你后脑勺上长了一根反骨……”

　　然而更多的是他既没受到刘建国的批评也没受到表扬的时间，他就一边揉着面团，一边斜着眼儿，说着损我的话。他一个人做饭，许是太寂寞；教师们一般不屑于和他有过多的交往，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于是就把我当作开心的对象：“徐慎行，听说你的本事很大的咧！能写能画，吹拉弹唱，是个全才咧！听说你能倒背《论语》，学问深沉咧！你没事干了，挠挠㞗去嘛！怎么就要长嘴长舌地提意见？这下倒好！放着人民教师的位位不能坐，跟我这号下苦人烧锅燎灶，侍候人家。本来该着我这号受苦人侍候你哩！”

　　他有时又显出很下流的样子：“你这家伙艳福不小哩！那个装模作样来批判你的女先生，长得多疼人哪！听说你跟她念书时，‘咕咚’在一搭？嗨！你实话说，你跟她×来没有！哈呵！甭脸红哇！只要摸她一把奶，死了也值了！”

　　我要是不能忍受而抽身走掉，他就会大喊大叫：“这贼驴日的右派又钻到哪搭去了？不看看火都灭咧！真是顽固……”

　　我索性不说话。无论他骂，他损，我都权当是狗放屁。我最怯火的，是他到刘校长面前对我的揭发。刘校长经常通过他了解我的言行。祸从口出，我记下了这个千古名言。时日一长，我甚至能对着他骂我损我的脸孔傻傻地笑笑，讨好地笑笑。

　　我的妻子的变化更富于戏剧性。

　　我自那年暑假成了右派，就没有回家去过。我怕见父亲，怕见杨徐村的父老兄弟，尤其怕见我的妻子淑娥。我不知该怎么办，和田芳断绝了，我更愿意孤身独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难处理的关系是她。离婚吧，我正是政治上遭难的时候；回去与她凑合着过吧，我心里觉得自己太下贱了，连个人味儿也没有了。

　　寒假里，我没处去了，想在学校待着，刘建国安排了轮流护校的人员，居然没有我，更不容许我整个一个假期都待在学校了。他不放心我，怕我纵火或爆炸吧？我在寒冷的腊月里，回到了有点陌生的家乡杨徐村。

　　村子里的临着街巷的墙壁上，有用白灰刷写的大幅标语：“社会主义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反击右派进攻”。我几乎再不敢东张西望，低着头蹓进了自己的门楼。

　　我踏进院子，听见小灶房里有“啪嗒啪嗒”的风箱声。我的妻子淑娥大约听见脚步响，从小灶房里探出头，看见我，站直了身子，问：“你找谁？”

　　她装作不认识我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对付这种局面，避开她的恶恨的眼光，径直往里走。

　　“噢！这是有名有望的徐老先生的好儿子呀！我这笨人笨眼，倒认不得了！”她在灶房门口拍打着手，拍打着膝盖，大吁小叹，揶揄着说，“听说你干阔了，从左派升成右派了！真气魄呀！给徐家争下光了！”

　　我的心像是给扎了一锥子，疼得几乎窒息了。我走进自己的住房，瘫痪似的跌坐在椅子上，脑子里麻木了。

　　她又赶进房里来，手叉在腰里，站在门口，嘲弄地撇着厚厚的嘴唇：“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你的白毛女呢？那个野婆娘呢？”

　　“你……”我的血一下子冲到脑顶，忽地站起，拳头捶在桌子上，“你再……胡说一句！？”

　　“在我面前凶，算啥本事？”她根本不怕，反而挺挺腰，“有本事在学校里发凶去！”

　　我想到我在学校的屈辱，顿然软了，坐了下来。

　　“你的右派，也不是我给定的，在我跟前凶啥呀！”她得势了，“你压迫了我整十年，欺侮了我整十年，我低声下气跟你快十年了！够了！你而今落下个大右派，跑回老窝儿来了，要是不当右派，你还是钻在野窝儿不回来……”

　　“那……”我说，“你也用不着这样。你不愿意了，随你的便！”

　　“离婚！”她随口说，“我找个农民，他也不弹嫌我人丑没文化。我早受够了，离……”

　　“好，既然离婚，再甭说了。”我说，“明天去办手续，各走各的。”

　　“谁不离就不是娘养的！”她跳起来，更加不可抑制，“我现在就去社长那儿开介绍信！”

　　她走出门去了。

　　屋子里很静。父母亲不知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