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印象主义：皇家艺术学院，伦敦，1980年

　　他在嘉宾签名簿上签下名字，字迹非常优美：

　　亚历山大·韦德伯恩，1980年1月22日

　　她说话的语气跟往常一样强硬，叫他早点到，直接去第三间，说那里可以看到好宝贝。所以他就来了。他是个杰出的公众人物，也算是艺术家。他很听话地穿过第一间（法国，19世纪80年代）和第二间（英国，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天早上天空灰沉沉，室内的墙壁也是淡灰色的，展厅古色古香，十分安静，灯光明亮，照亮油画，感觉这里真的有好宝贝。

　　一面长长的墙壁上挂着一排凡·高 的画，包括一幅《诗人的花园3号作品——阿尔勒公园的夫妻》，他没见过那幅画，但见过小尺寸的印刷品，所以认得出来，落款上也有写明。他坐下来，看见一条分岔的小路，冒着金黄色的热气，一棵大松树上垂下蓝色、黑色、绿色的松针，树枝展开，直至被画框生生截断。树荫下走着两个端庄的人，手拉着手。后面是绿油油的草地，还有几棵天葵，像一摊血。

　　亚历山大不担心弗雷德丽卡不会来。她已经没有迟到的习惯了。生活将她磨砺得守时，甚至体贴。六十二岁的他隐隐约约地觉得，他已经太老了，日子过得太安稳了，不管是她或是别人，都不会再惹他心烦。他很肯定她会来，心里暖洋洋的。他的人生曾有一项定式，各类人、事都太过明显地重复，而她则粗暴地拒绝融入他的生活。她曾是个麻烦、威胁、折磨人的家伙，但现在她是个朋友。是她提议他们俩一起来看凡·高画展，培养一项新的定式，刻意、做作但富有情操的定式。他的话剧《黄椅子》1957年首演，他不愿太深入去想这件事，就像他也不愿太深入去想所有他以前的作品。他盯着那个平静却饱含激情的花园——一团明黄的笔触，厚涂的翡翠色，浓密粗暴的蓝绿色线条，孤零零的几笔黑色的曲线，痛苦却鲜艳的橙红色块。他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凡·高对闪光的物质世界的迷恋。如果他只叙述那些为人熟知的事——凡·高和高更2在阿尔勒黄房子里的吵架、这位向画家提供必要的颜料和爱的远方亲戚、被割下来送给妓女的耳朵、精神病院的恐惧——那他是在撒谎。起初，他想过可以平铺直叙，不用形容词，黄色椅子就是黄色椅子，就像苹果就是苹果，向日葵就是向日葵。有时候，他还是能看到原始的笔触，所以任何关于花园的隐喻的理解都必须被消除。树不是被剥去的黑色双翼，天葵上也没有血。但是，他做不到。他不知道怎么开头。向日葵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向日葵不仅向着太阳，本身就像太阳，是光明的来源。

　　凡·高对事物的概念和他的也不同。黄椅子，除了刷子和颜料，也不只是一张黄色的椅子，而是十二张买给即将住进黄房子 的艺术家们的椅子。房里雪白的墙壁上挂着的向日葵画闪闪发光，就像阳光透进哥特式教堂的彩色玻璃。这不只是一个比喻，更意味着文化、宗教、信仰、教堂。事物之间总是存在联系。《诗人的花园》，挂在“诗人高更”的卧室里，它的意义就不止于一幅画。

　　阿尔勒，1888年

　　前段时间，我读过一篇关于但丁、彼特拉克、博卡乔和博蒂切利的文章。天哪！那些人的书信着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彼特拉克住在阿维尼翁，离这儿很近，如今我正欣赏着同样的柏树和夹竹桃。

　　在这个奇怪的乡村，整个塔塔林和道米尔仍然有很多希腊人，他们的口音很有意思。阿尔勒有一个维纳斯，就像莱斯博斯也有一个维纳斯，人们仍然感受到青春活力，尽管……

　　话说回来，这个花园很神奇，能让人感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在灌木丛和草地上散步……

　　什么青春活力？亚历山大心想。我想我当时有点低落。1890年7月，写下这段文字两年后，凡·高开枪打了自己的小腹，这样的自杀死得慢。1954年，有时间强迫症的亚历山大就读过了凡·高诞辰百年纪念版（1953年）的《凡·高书信集》。他当时已经三十七岁，《黄椅子》上演的时候，他就超过了三十七岁，超过了凡·高去世时的岁数，而20世纪40年代时，他就想到济慈3去世时岁数也没他大。他感觉活着真好。这不是废话吗？普罗旺斯永远青春！他想到那些公路，密集，宽阔，热腾腾，把那片土地切成了一块块。接着，他把注意力转向永恒的麦田和橄榄树林。

　　她从帕拉迪安风格的大理石楼梯走上来。一个画家停下来跟她亲了一下，一个记者向她招手致意。这次展览的组织者约翰·豪斯几乎是跃下了楼梯，旁边有个穿松绿色宽松外套的小女人陪着。他又亲了弗雷德丽卡一口，含糊地介绍了那个女人的姓名，说她是同事，又在介绍弗雷德丽卡时说：“弗雷德丽卡，很抱歉，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现在的女性捉摸不定。”弗雷德丽卡不想追问那个女人到底姓甚名谁，她已经对陌生人没有了兴趣，除非能够确定那是有实际价值的人。她猜想约翰·豪斯的同事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不过她猜错了。那位同事看着弗雷德丽卡，但显然心思不在她的身上。约翰·豪斯向她介绍这次画展的来龙去脉，说到有些画来不及挂出来，例如《雅各布与天使搏斗》，墙壁上还留着空白，有些画的效果则出乎意料。弗雷德丽卡仔细听着，然后继续往前走，在嘉宾签名簿上签了名——弗雷德丽卡·波特，广播三台，评论家论坛。她要了一本免费画册，然后慢悠悠地朝跟亚历山大约定好的会合点走去。

　　一位用语音导览器参观的老太太越走越兴奋，她拉起另一个老太太的胳膊。“嘿，你看，这是丘吉尔画的，叫……‘安提布岬’。”

　　弗雷德丽卡停下脚步，仔细瞧了一眼。那是莫奈4的《安提布岬》。蓝色和粉色的旋涡无形地形成了海水和海风。“画画，”她记得普鲁斯特5笔下虚构的画家埃尔斯蒂尔曾说过，“要做到看见又看不见”。要把我们与物体之间的光线和空气画出来。“亲爱的，丘吉尔……”另一个老太太掰开抓在她胳膊上的手指，“不是这个档次的。”她紧张地看了看弗雷德丽卡，又瞥回画上的署名。

　　海面上波光粼粼。在画册里，约翰·豪斯引用了莫奈的话，将盖着雪花的干草堆周围的光线，形容成包裹了一层面纱。他还引用了马拉美6的话，“我认为……只能暗示。说得太直白，就抵消掉读诗四分之三的乐趣，诗歌要慢慢品味才有趣。暗示，可以造梦”。这不是让弗雷德丽卡有共鸣的观点，她恰恰喜欢直白。不过，随着她往下面多看了几眼，便被画面精致而流畅的颜色震住了，尤其是海上蓝粉色的旋风，还有神秘草堆四周被菱形切割的灰白光环。她在画册的空白处潦草地做了一些笔记。

　　丹尼尔买了一张票，还掏钱买了一本画册，他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他想他是来和弗雷德丽卡讨论某些管理问题的。他知道她认为他需要艺术。他腋下夹着一张折叠的报纸，头条新闻的标题是：和平妈妈死了。他听到坏消息会不舒服，年纪越大越不舒服，这或许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他看了看，但没有看到那些画。他看到一片罂粟和玉米地，让他想起凡·高的《丰收》，这幅画被弄成了大大小小的版本，到处都有——医院走廊、候诊室、学校办公室，基本都掉了颜色，像无处不在的幽灵。他常看到这片肥沃的田野，也在不止一家精神病院的休息室里，看到过塞尚棕绿色混杂的几何形状的灌木丛。真奇怪，他想，因为凡·高本人就是在这种地方因精神错乱而绝望地自杀。这些田野不平静，而是过度兴奋。丹尼尔对于精神病人的耐心已经今非昔比。虽然丹尼尔比亚历山大小十四岁，但他也习惯把自己当成一个幸存者，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的幸存者。

　　亚历山大看见她朝他走来。十几个女学生正埋头填写调查问卷，很多问题答一个词就够了。亚历山大一直对服饰很有研究，他发现弗雷德丽卡的穿着打扮变了，这些年轻人的着装则是那个年龄段的弗雷德丽卡的翻版，而弗雷德丽卡的新风格与年纪变化不无关系。她穿着传统的深色羊毛两件套，上衣是颜色柔和的几何图案，有绿色，也有意想不到的秸秆棕色，腰部收紧，起到裙撑的作用，长裙垂到膝盖。领子上竖着一圈荷叶边，却不显得盛气凌人，头戴着一顶天鹅绒小帽子，可以挂面纱，但她没有挂。淡红色的头发在脖子后面梳成“8”形发髻，让人想起图卢兹-劳特雷克画得很好的一个咖啡馆常客。五十年代和后印象派有一定的关系，亚历山大觉得。她走过来亲了他一下。他提到那些年轻人的打扮。她非常感兴趣。

　　“亲爱的，我知道。铅笔裙、蝙蝠袖毛衣和尖头高跟鞋，女孩们抹上鲜红的口红，挺着坚实的小屁股踉跄而行。我记得，我曾以为口红已经彻底过时，过度化妆的梦已经醒了，就像在剑桥的时候，丝光棉大行其道，我也曾经认为塔夫绸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你还记得吗？”

　　“当然。”

　　“你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模仿潮吗？我们去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