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阿希尔·贝努维尔 先生

　　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乞讨。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弗朗什居然给了他一百苏。我感到有些惊奇。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悲惨的人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这件往事的记忆一直让我念念不忘。我这就讲给你听。”事情是这样的：

　　我家原籍在勒阿弗尔，并不富裕。日子还过得去，如此而已。我的父亲终日工作，很晚才从办公室回家，挣的钱却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因为家里生活拮据而非常痛苦，她经常找些尖酸刻薄的话，指桑骂槐、狠声恶语地责怪自己的丈夫。那可怜的人这时便做出一个手势，让我看了心酸。他张开手抹一下额头，仿佛要擦掉其实并不存在的汗珠，却什么也不回答。我感觉得到他那无奈的痛苦。我们凡事都节省；从来不接受邀请的晚宴，免得还要回请；买生活必需品总是等降价，或者卖商铺剩余的货底。姐姐们都是自己缝制连衣裙，为了买十五生丁一米的饰带也要长时间地讨价还价。我们平日吃的总是带点荤腥的浓汤和换各种作料做的牛肉。据说这既卫生又有营养；不过我更希望能吃点别的。

　　如果我丢了纽扣或者弄破裤子，就会劈头盖脸挨一顿臭骂。

　　不过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盛装华服地去海堤上兜一圈。父亲身穿礼服，头戴礼帽，手上戴着手套，伸出胳膊让母亲挽着。母亲则浓妆艳抹，犹如节日里彩旗招展的轮船。姐姐们总是最先打扮停当，只待下达出发令；可在最后一刻，总是在一家之长的父亲的礼服上发现一个没留意的污迹，只得赶紧找来一个布头蘸了汽油把它擦掉。

　　于是父亲头上仍然顶着大礼帽，脱下外衣，露出坎肩和衬衫，等候她们操作完毕；这时母亲已经架好近视眼镜，摘下手套免得弄脏，忙得不可开交。

　　全家人隆重上路了。姐姐们臂挽着臂走在前面。她们都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所以父母常带她们在城里露露脸。我走在母亲左边，父亲在她右边。我至今还记得我可怜的双亲每星期日散步时那虚张声势的神态﹑僵硬的姿态和严肃的举止。他们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前走，腰杆直挺挺的，两条腿硬邦邦的，似乎一桩极其重要的事情就取决于他们的举手投足。

　　而且每个星期日，看到从陌生的遥远国度开来的大船进港，我父亲总要一字不变地重复同样的话：

　　“啊！要是于勒在这条船上，该有多好呀！”

　　于勒叔叔，我父亲的弟弟，现在是全家唯一的希望了，而他以前却是全家的祸害。我从孩提时起就常听家里人谈论他，在想象里我对他已经那么熟悉，仿佛一眼就认得出他来。我对他去美洲以前的生活了如指掌，尽管大家谈起他那一个阶段的事都压低了嗓门。

　　据说他有过一段劣迹，或者说他挥霍过一些钱，对于贫穷人家来说这可是罪莫大焉。有钱的家庭如果有个人爱吃喝玩乐，那是“做傻事”；人们叫他一声“浪荡子”，一笑了之。但是在一个捉襟见肘的家庭，一个大小伙子还要迫使父母动那点家底儿，那就成了败类、无赖、坏蛋！

　　虽然是同样的情况，这种大相径庭的待遇却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只有造成的后果才能决定行为的严重程度。

　　总之于勒叔叔不但把他自己应得的那一份遗产挥霍一空，还大大减少了我父亲指望得到的那一份。

　　按照那年头时兴的做法，家里人就把他送上一条由勒阿弗尔驶往纽约的商船，去了美洲。

　　一到那边，我的于勒叔叔就做起不知什么买卖，而且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一点钱，希望能够赔偿他给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在我家引起极大的震动。于勒，大家都说狗屎不如的于勒，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诚实的人，有良心的男子汉，达弗朗什家的好子弟，就像所有达弗朗什家的人一样堂堂正正。

　　又有一位船长告诉我们，他租了一个大铺面，生意做得很大。

　　两年以后他在第二封来信中说：“我亲爱的菲力普，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挂念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生意也很顺利。我明天就动身去南美洲做一次漫长的旅行。也许会有好几年没法和你通音信。如果我不给你写信，请不要担心。我发了财就立刻回勒阿弗尔来。我希望这不会为期太远，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过幸福的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全家的福音书。一有机会就朗读一遍，逢人就拿出来炫耀一番。

　　果然，于勒叔叔十年都没有再来过信；但是我父亲的希望却与时俱增；我母亲也经常说：

　　“等好心的于勒回来，我们家的情况就不一样啦。他可真是个神通广大的人！”

　　所以每个星期日，看到黑魆魆的大轮船吐着蜿蜒似蛇的黑烟从天际驶来，我父亲总会重复他那句永恒不变的话：

　　“啊！要是于勒在这条船上，该有多好！”

　　人们甚至以为马上就要看到他挥动着手帕呼唤着：

　　“喂！菲力普！”

　　于勒衣锦还乡是肯定无疑的了，人们早就在这个基础上构想出千百种计划；甚至还预定用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购置一座乡间别墅。我父亲是否已经开始就这件事进行洽谈，我还真说不准。

　　我的大姐那年二十八岁，二姐二十六岁。她们迟迟没有出嫁，全家人都为此发愁。

　　终于有一个人上门来向我二姐求婚了。那是个职员，虽然不富有，但还过得去。我一直认为，正是因为有一天晚上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这个年轻人才不再迟疑，下定了决心。

　　家里人忙不迭地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办完婚礼全家去泽西岛 小游一次。

　　对穷人来说，泽西岛是最理想的旅游去处了。路不远；乘小轮船过了海，就身在外国土地上了，既然这小岛属于英国。也就是说，一个法国人，只须两个小时的航程，就可以亲临实地观看一个相邻的民族，研究这个大不列颠国旗覆盖下的小岛的风俗；尽管有些说话直截了当的人说那里的风俗坏透了。

　　这泽西岛之旅成了我们念念不忘的事，我们唯一的期待，每时每刻萦绕着我们的梦想。

　　我们终于出发了。我回想起那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点火待发的轮船停靠在格兰维尔码头；我的父亲紧紧张张地监督着我们的三件行李搬上船；我的母亲放心不下，伸手挽住我那个还没出嫁的姐姐，因为自从另一个姐姐嫁出去以后，她就像那一窝里仅剩的一只小鸡，掉了魂儿似的；我们后面是那对新婚夫妇，他们总落在后面，害得我们老要回过头去看看。

　　轮船拉响了汽笛。我们总算都上来了，船便离开防波堤，在平静得像绿色大理石桌面一样的大海上驶向远方。我们目睹着海岸节节后退，就像所有很少旅行的人一样，感到幸福而又自豪。

　　我的父亲把礼服下面的肚子挺得老高。家里人当天早上精心擦去了那礼服上的所有污迹，所以他正向周围散发着外出之日必有的汽油味。一闻这味儿，我就知道是星期天了。

　　忽然，他看见两位先生正在请两位衣着入时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用刀子撬开牡蛎交给先生们，再由先生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吃牡蛎的方式十分讲究，用一方精美的手帕托住牡蛎壳，嘴向前伸，免得弄脏连衣裙；然后，轻快地一嘬，把汁水喝了，再把空壳抛进大海。

　　在行驶中的大船上吃牡蛎，我的父亲也许被这高雅的行为打动了。他觉得这么做又气派，又优雅，又高级，于是他走到我母亲和我两个姐姐身边，问：

　　“我请你们吃牡蛎，你们要不要？”

　　我母亲犹豫不决，因为又要破费了；可是我的两个姐姐立刻表示同意。母亲就气嘟嘟地说：

　　“我怕伤胃。你只买给孩子们吃吧，可别太多了，吃多了会生病的。”

　　然后，她向我转过身来，补充道：

　　“至于约瑟夫，他就不用吃啦；千万别把小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尽管觉得这样厚此薄彼很不公平。我目光一直追随着父亲，看着他领着两个女儿和女婿隆而重之地走向那个破衣烂衫的老水手。

　　那两位太太刚刚走开，我父亲便教我的姐姐们如何吃才不致于让汁水洒掉；他甚至做个示范，于是抓起一只牡蛎。他刚试着模仿那两位太太，汁水竟一股脑儿洒在他的礼服上。这时我听见母亲嘟哝道：

　　“老老实实待着多好！”

　　可是我父亲似乎突然神色紧张起来；他后退几步，瞪着眼看着挤在卖牡蛎的人周围的女儿女婿，然后猛地掉头向我们走过来。他的脸色看来十分苍白，眼神也有些古怪，低声对母亲说：

　　“真奇怪，这个撬牡蛎的多么像于勒啊。”

　　我母亲听了一愣，问：

　　“哪个于勒？”

　　我父亲说：

　　“当然……是我弟弟……要不是我知道他在美洲，景况很好，我还真以为是他呢。”

　　我母亲惊慌起来，结结巴巴地说：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