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妪抱着一抱干芦苇回家，她那愁眉紧蹙的脸庞满含忧愁，她从落满尘土的美国“威力斯”牌吉普车旁和蒙上帆布的指挥坦克旁走过，坦克的一侧顶在她家农舍的板墙上。她瘦骨嶙峋、闷闷不乐，仿佛是个再平常不过的老妪。但是，世上的事情再没有比她和她那个正在屋檐下挤奶的难看女儿，再没有比她那个把手指塞在鼻孔里、注视牛奶从母牛的乳房里流淌出来的浅颜色头发的孙子，同这些驻防在草原上的军人们的关系，更意义重大的了。

　　所有这些人——军司令部和集团军司令部身材魁梧的少校们，在农村昏暗的圣像下烟雾腾腾地抽烟的将军们，在俄罗斯炉灶里烤羊肉的将军的厨师们，在谷仓里用弹壳和钉子卷头发的女电话兵们和在院子里对着脸盆刮脸的司机（他斜着一只眼瞧着小镜子，另一只眼望着天空，看有没有德国人的飞机飞来），以及整个钢铁的、电力的、汽油的战争世界，都是草原农村、小镇、庄子那漫长生活绵延不断的一部分。

　　对老妪来说，在眼下那些待在坦克上的小伙子们之间，在那些夏天徒步来到这里，请求借宿，又担惊受怕，晚上睡不着觉，只得出去察看，因而给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之间，有着绵延不断的联系。

　　六月间在沃罗涅日城郊，有个老妪替上校把干草铺在地板上，望着窗外通红的火光画十字；后来在乌拉尔，有个老妪把咝咝作响的铜茶炊端到后备役坦克军司令部；如今是这个卡尔梅克草原小庄子的老妪，她们之间也有着绵延不断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那么的习以为常，无论是走进家里用带刺植物生炉子的老妪，还是走出屋门来到门廊上的上校，都没有发现它。

　　卡尔梅克草原上一片令人惊讶、使人懊恼的寂静。这天上午，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是否知道，俄国已经把脸转向西方，准备反击和大踏步前进？

　　诺维科夫在门廊上叫住司机哈里托诺夫：

　　“带上我和政委的大衣，我们很晚才能回来。”

　　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来到门廊上。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诺维科夫说，“万一有什么事，请往卡尔波夫那边打电话，一刻钟后，就打到别洛夫和马卡罗夫那里。”

　　涅乌多布诺夫说：

　　“这里能有什么事嘛！”

　　“司令员突然就来了，那事还少吗？”诺维科夫说。

　　两只小鸟离开阳光，朝小庄子这头飞来。草原的寂静在它们越来越强的轰鸣声和急速的掠行中顿时被打得粉碎。

　　哈里托诺夫跳下汽车，跑到谷仓的墙根下。

　　“你这是干什么，笨蛋，你想把自己人撂下？”格特马诺夫扯着嗓子喊道。

　　这时，一架飞机朝小庄子一阵机枪扫射，另一架飞机上扔下一枚炸弹。哀号声，叮当声，妇女刺耳的尖叫声，孩子们的哭声和被爆炸抛起的土块的撞击声，汇成一片。

　　听到炸弹落下的呼啸声，诺维科夫稍稍弯下身子。眨眼间，一切混成一团，在尘土和烟雾中他只见到站在他身边的格特马诺夫。尘雾中现出涅乌多布诺夫的身影。所有人中间，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弯腰，挺胸抬头，木雕似的站着。

　　格特马诺夫掸掉裤子上的尘土，脸色稍稍有些苍白，但显得激动和轻快，夸口说：

　　“没关系，真行，裤子好像还是干的。我们的将军甚至纹丝不动。”

　　少顷，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过去看弹坑四周的土炸得有多远，奇怪地发现远处房屋的玻璃都给震碎了，可近处的玻璃窗却安然无恙。他们还看了看掀翻的篱笆。

　　诺维科夫好奇地向那些头一回见到炸弹爆炸的人打听情况。看来他们给吓坏了，他们觉得德国人造这枚炸弹，把它送上天空并往地上扔，只有一个目的：是想炸死小格特马诺夫和小涅乌多布诺夫们的父亲。原来，战争中人们干的就是这种事。

　　坐在车上，格特马诺夫一直都在谈空袭，后来自己打断自己说：

　　“彼得·帕夫洛维奇，显然，你听我说这些，一定觉得好笑。你已经经历上千次了，可我还是头一次。”

　　他再次自己打断自己，问道：

　　“听我说，彼得·帕夫洛维奇，这个克雷莫夫好像被俘过？”

　　诺维科夫说：

　　“克雷莫夫？你提他干什么？”

　　“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听到过一次关于他的很有意思的谈话。”

　　“他曾落到包围圈里，好像没有被俘过。什么样的谈话？”

　　格特马诺夫没听诺维科夫在说什么，拍拍哈里托诺夫的肩膀说：

　　“绕过这间活动小屋，就是通往第一旅司令部的大路。你要知道，我的眼睛好使得很。”

　　格特马诺夫谈话时从来不考虑对方感受，这点诺维科夫早已习惯了。他一会儿开始谈话，一会儿提出问题，再开始谈话，然后再提问题把谈话打断。他的思路走的好像是没有规律的“之”字形。不过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只是感觉而已。

　　格特马诺夫经常谈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身上总带着厚厚一叠家庭相片，派勤务兵给乌法寄了两次包袱。

　　同时他又同卫生所很厉害的黑头发女医生塔马拉·帕夫洛夫娜一本正经地搞上了。

　　韦尔什科夫有天早晨很难过地告诉诺维科夫：

　　“上校同志，女医生晚上在政委那里过的夜，凌晨才离开。”

　　诺维科夫说：

　　“韦尔什科夫，这不是您该管的事。您最好别把我的糖果偷偷拿走就行了。”

　　格特马诺夫并不隐瞒他同塔马拉·帕夫洛夫娜的关系，此刻在草原上，他的肩倚着诺维科夫，悄声说：

　　“彼得·帕夫洛维奇，有个小伙子看上了我们的女医生。”他亲热而抱怨地望着诺维科夫。

　　“那是政委吧。”诺维科夫说着朝司机用眼睛示意。

　　“那有什么，布尔什维克又不是修士。”格特马诺夫悄悄解释说，“你知道吗，我这个老傻瓜喜欢她。”

　　他们沉默了一阵，格特马诺夫好像刚才根本没有进行过朋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似的，说：

　　“彼得·帕夫洛维奇，你处在前线这么一个可爱的环境中，一点儿也不见瘦啊。你知道，比如我，天生就是为党工作的。我是在最艰苦的年代上州委工作的，换别人早得肺病了。粮食计划告吹，斯大林同志打电话找了我两次，可我满不在乎，不往心里去，反倒胖了，好像住了趟疗养院。瞧，就跟你一样。”

　　“可鬼知道我天生是干什么的，”诺维科夫说，“也许，就是为打仗的。”

　　他笑起来，接着说：

　　“我发现，刚有点什么有趣的事，我首先就想，别忘了告诉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德国人朝你和涅乌多布诺夫扔第一枚炸弹时，我就想，得把这件事告诉她。”

　　“打政治报告吗？”格特马诺夫问。

　　“很快就打。”诺维科夫说。

　　“老婆嘛，当然，”格特马诺夫说，“她比谁都亲。”

　　他们来到旅驻地，跳下车。

　　诺维科夫的脑子里经常装满人名、居民点的地名、大大小小的任务、清楚和不清楚的事情、拟议中的和该撤销的命令。

　　有时，他突然间晚上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各种疑虑和问题在头脑里旋转。是否可以在超过瞄准器标尺分划刻线的距离上进行射击？行进间射击是否行？分队长们是否能迅速正确地对战斗情况的变化作出判断，是否能独立作出决定，并在瞬间下达命令？

　　继而他设想，如何把坦克按梯次配置突破德军和罗军的防御，进入突破口，并同强击航空兵、自行炮兵、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协同作战，转入追击，朝西疾进，占领渡口桥梁，绕过雷区，压制抵抗枢纽部。激动万分时，他会从床上伸下光腿，坐在黑暗中，因为幸福的预感而喘不上气来。

　　他从来不想把自己晚上的这些想法同格特马诺夫谈。

　　来到草原后，他对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的愤恨比在乌拉尔越发强烈。

　　“专拣软的欺负。”诺维科夫想。

　　他已经不是1941年的他。他喝酒比过去凶。他动不动就骂娘、发火。有天他朝油料供给主任扬起了拳头。

　　他发现大伙都怕他。

　　“鬼知道我是否天生就为打仗的。”他说，“最好还是同你喜爱的婆娘住在林子里，住在木屋里。白天去打猎，晚上返回家。她熬好稀粥，然后我们上床睡觉。战争能让人吃饱饭吗？”

　　格特马诺夫垂着头，专注地望着他。

　　第一旅旅长卡尔波夫上校在野战无线电台旁迎接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他胖乎乎的脸，火红的头发，一双只有红发人才有的浅蓝色眼睛明亮而又犀利。

　　他的战斗经验有段时间是同西北战线上的几次战斗联系着的，卡尔波夫在那里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把自己的坦克埋进土里，把它们变成固定火力点。

　　他同诺维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