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伦斯基从草原集团军司令部来到了部队，该部部署在位于里海沿岸缺水沙漠上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东南翼。

　　一块靠近小湖的草地出现在达伦斯基面前，使他觉得仿佛见到了乐土。那里生长着茂密的针茅，有时还有树木和马的嘶鸣。

　　几千人在这荒凉的沙土平原上安营扎寨，他们已经习惯了潮湿的空气、清晨的露珠和干草的沙沙声。沙石划破他们的皮肤，钻进他们的耳朵，在小米饭和面包里硌牙，在食盐和步枪的枪机里、在钟表的机体和士兵的睡梦里安家。人的身体、鼻孔、咽喉、小腿肚在这里全遭了罪。身体在这里犹如一辆离开车道、在泥泞不堪的小道上吱呀爬行的大车。

　　达伦斯基整天都在炮兵阵地上转，找人谈话，作记录，抄图表，检查武器大炮和弹药库。天黑前，他才松了口气，头昏脑涨，不习惯走松软沙地的一双腿酸疼难当。

　　达伦斯基早就发现，在撤退的那些日子里，将军们常常十分关心下属的需要，司令员和军委委员们慷慨地表现出谦逊、怀疑和自我批评精神。

　　军队中从未像在残酷撤退时期那样涌现出那么多通情达理的人。那时敌人占尽优势，统帅部又火冒三丈，追查失利的罪魁。

　　可是，如今在这里，在沙漠中，人们却为无精打采的漠然态度所支配。司令部和战斗部队指挥员们仿佛深信，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没有什么可关心的，无论明天还是后天，反正全一样，一年过后依然是茫茫无际的沙漠。

　　炮兵团参谋长鲍瓦中校邀请达伦斯基在他那里过夜。鲍瓦尽管有个勇士般的名字 ，背却有点儿驼，秃顶，一只耳朵听力差。有一次他奉召来到方面军炮兵司令部，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使众人大吃一惊。仿佛在他那颗长在狭窄拱背上的秃脑袋里，除了数字、营连番号、居民点名称、指挥员姓名和标高以外，再也装不进别的什么东西。

　　鲍瓦住在木板搭的简陋小屋里，墙是用黏土和牲口粪抹的，地板由破旧油毡铺就。这间陋室同零零落落分散在沙土平原上其他指挥员的住所毫无区别。

　　“喂，您好！”鲍瓦说着豪放地握住达伦斯基的手。“不错，是吗？”他指指墙，“瞧，就在抹上粪便的狗舍里过冬。”

　　“是呀，住得马马虎虎！”达伦斯基说，对沉默寡言的鲍瓦完全变了个样儿感到吃惊。

　　他请达伦斯基坐在装过美国罐头的箱子上，给他往不透明的磨花玻璃杯里倒上杯伏特加，杯子的沿口上沾满了已经变干的牙粉。他把放在一张皱巴巴黏糊糊报纸上的几只渍过的青西红柿往近处移了移。

　　“请，中校同志，美酒加水果！”他说。

　　像所有不喝酒的人那样，达伦斯基小心翼翼地呷了一口，把杯子搁得离自己远些，旋即开始向鲍瓦询问炮兵部队的情况。但是，鲍瓦回避谈论业务。

　　“嘿，中校同志，”他说，“我满脑瓜子装的都是公务，再谈这些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我们在乌克兰驻防时，多好的娘儿们。在库班，我的天哪……要知道她们全乐意，只要您眨眨眼！可我这个傻瓜，却在作战处里磨破了屁股，等醒悟过来，已经晚了，到了这个全是沙子的鬼地方！”

　　达伦斯基起初对鲍瓦不想谈论一公里正面上部队的平均密度和沙漠条件下迫击炮对炮兵的优势问题，而心中有气，但最终还是对他新的交谈方式产生了兴趣。

　　“当然，”他说，“乌克兰女人秀美出众，特别吸引人。1941年，司令部在基辅驻防，我遇见过一个尤为出众的乌克兰女人，她是一位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妻子，一个美人！”

　　他欠欠身子，举起手，用手指碰了下低矮的顶棚，补充说：

　　“对于库班我同样不打算同您争论。库班在这方面可以说名列首位，美女的百分比高得出奇。”

　　达伦斯基的话对鲍瓦影响极大。

　　他骂了一句，用哭泣的声音叫喊道：

　　“可现在尽是卡尔梅克女人，真是的！”

　　“未必！”达伦斯基打断他，十分流畅地说出皮肤黝黑、高颧骨、散发出艾蒿清香和草原气息的女人的美妙之处。他回忆了草原集团军司令部的阿拉·谢尔盖耶夫娜后，用一句话总结道：“总之，您错了，女人到处有。沙漠里没水，这不假，可女人有的是。”

　　但是，鲍瓦没回应他。这时达伦斯基才发现，鲍瓦已经睡死过去。此刻他才算搞明白，原来他的主人完全喝醉了。

　　鲍瓦睡觉还打鼾，鼾声就像垂死者的呻吟。他的脑袋从单人床上垂了下来，达伦斯基在鲍瓦的头底下垫了个枕头，往他脚下填上张报纸，擦干净他嘴角流下的哈喇子，表现出俄罗斯男子对醉汉常有的耐心和善良，然后才四下打量了一番，看把自己安顿在什么地方。

　　达伦斯基把主人的军大衣铺在地上，上面再扔上一件自己的军大衣，把自己在办公室和出差时用的那只塞得鼓囊囊的军用挂包权当枕头，这个包既是他的食品仓库，又是放洗刷用具的储藏室。

　　他来到街上吸了口夜间的冷空气，呀了一声，望一眼黑暗的亚洲天空中那非人间所有的火焰，撒了泡尿，又望了眼星空，心想“是呀，宇宙”。才回去睡觉。

　　他躺在主人的军大衣上，身上盖着自己的军大衣，没有闭上眼睛，反倒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个凄凉的想法令他大吃一惊。

　　他的周遭是晦暗无光的简陋生活！他躺在地上，望着吃剩的梅渍西红柿和硬纸箱，纸箱里可能放着打上很大黑色印记的短方格手巾、皱巴巴的白衬领、空手枪皮套和压瘪的肥皂盒。

　　秋天他在上波格罗姆内过夜的农舍，看起来都比他今儿过夜的地方强。而再过一年，也许今天这间简陋小屋比起某个没有刮脸刀、没有硬纸箱、没有破包脚布的地窖来，便会显得十分阔绰了。

　　他在炮兵司令部工作时度过的那几个月，使他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工作的渴望曾经令他满足，这犹如想进餐是他的最大需求。但如今，他已经感觉不到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了工作，而饱汉是感觉不到自己的幸福的。

　　达伦斯基工作很出色，领导对他很器重。起初，这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还从没有被人看作是不可替代的、有用的人。多少年来，他的境遇正好相反。

　　达伦斯基没有想过，他身上出现的对同事的优越感，为何未产生对他们的宽容，也许这是真正的强者的特点。可见，他不是个强者。

　　他常常火冒三丈，大叫大嚷，骂人，过后又痛苦地看着被他侮辱的人，但从不请求他们原谅。大家生他的气，但不认为他是坏人。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里，大家对他比对当时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服役的诺维科夫还好。据说，他写的报告整个被某些大人物在向莫斯科更大的人物汇报时所采用。原来，困难时期他的智慧和工作是重要的、有用的。可妻子战争爆发前五年就离开了他，认为他是人民的敌人，总是欺骗性地对她隐瞒自己软弱的两面派本质。他经常因为档案材料对他不利而找不到工作，既有父亲方面的因素，也有母亲方面的原因。起初，当他得知他失去的职务被一个愚蠢无知的人顶替时，曾感到委屈和抱怨。后来，达伦斯基想，确实不能把重要的业务工作交给他。进劳改营后，他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是不合格的。

　　但在可怕的战争期间，原来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他拽过军大衣盖在肩上，但双脚立刻感到从门缝里吹进来的冷气。达伦斯基想，如今，当他的知识和才能显得有用时，他却躺在鸡窝地上，听着骆驼那刺耳难受的嘶叫声，他所企望的并非疗养所和别墅，而是一条干净长衬裤和用洗衣服的肥皂头洗次澡的可能性。

　　令他自豪的是，他的提升同物质和钱财毫无关系。但同时，这又使他生气。

　　他的自信和自负总是同他平常的胆怯交织在一起，达伦斯基觉得，生活享受永远不是他应该得到的。

　　他经常感到缺乏自信，总觉得自己穿戴寒酸，还总是习惯性地萌发出对金钱的需求，这些全是他从小就习以为常的。

　　如今，当他一帆风顺时，这种感觉并未消失。

　　每当他想到自己走进军事委员会的餐厅，女服务员会说“中校同志，您该到军人食堂就餐”。他就充满恐惧。随后，他更怕在某个会议上，某个爱开玩笑的将军会挤眉弄眼说：“中校，军事委员会餐厅里浮层油的红甜菜汤怎么样，啊？”他常常大吃一惊，不仅将军们，甚至连报社的摄影记者们都满怀当家人的自信在那里又吃又喝，从那里索要不该付给他们的汽油、制服和烟卷。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父亲长期找不到工作，当速记员的母亲是他们一家的长期供养者。

　　半夜，鲍瓦不再打鼾，达伦斯基注意到他那边鸦雀无声，反倒不安起来。

　　鲍瓦突然问：

　　“中校同志，您还没睡？”

　　“没有，睡不着。”达伦斯基回答说。

　　“请原谅，没把您安顿得更好些，我喝醉了，”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