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劳改营犯人阿巴尔丘克烦闷大发作。这不是劳改营那种习以为常的、愁眉苦脸的烦闷，而是坐卧不安的烦闷，有如发疟疾，迫使人大声叫喊，从床上滚下来，用拳头打自己的太阳穴和头顶。

　　清晨，当囚犯们急急忙忙同时又极不乐意地准备去上工时，阿巴尔丘克的邻床、瓦斯班长、国内战争时期的骑兵旅长、长腿的涅乌莫利莫夫问：

　　“昨晚你那么晃动干什么？梦见婆娘了？甚至还放肆地大笑。”

　　“你就知道婆娘！”阿巴尔丘克回答说。

　　“我还以为你在梦中哭了呢。”傻头傻脑的第二个邻居莫尼泽说，他曾是青年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我想把你叫醒来着。”

　　阿尔巴丘克在劳改营的第三个朋友阿布拉沙·鲁宾医士什么也没发现。当他们来到严寒的黑暗中时，他说：

　　“你知道吗，我今天梦见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仿佛他来到了我们的红色教授学院，笑眯眯的，生气勃勃，对恩奇曼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阿巴尔丘克来到工具库干活。他的助手巴尔哈托夫因为抢劫而杀死了一家六口，当他在用雪松劈柴——锯下来的下脚料生炉子时，阿巴尔丘克把放在箱子里的工具重新放了放。他觉得，凉飕飕的锉刀和车刀那尖刃传递出他晚上体验到的感觉。

　　这一天同以往毫无区别。会计一早就派人送来经技术科批准的远处几个劳改营居民点的领料单。得把材料和工具挑出来，装箱，列一张随同发出的清单。有些不配套的，还需要开特别交接单。

　　巴尔哈托夫像往常一样什么活也不干，强迫他干活是办不到的。他上库里来，关心的只是饮食问题。今天一早起他就忙着在手提饭盒里用土豆和圆白菜叶熬汤。一会儿哈尔科夫药学院的拉丁语教授、第一行政区的通信员就跑来找巴尔哈托夫，用颤抖发红的手指往桌子上倒出一点脏黄米。巴尔哈托夫因为一些什么事情从他那里捞取外快。

　　下午，阿巴尔丘克被叫到财务科，报表上有些数字对不上。财务科副科长朝他大声嚷嚷，威胁要给领导打报告。因为这通威吓，阿巴尔丘克变得十分烦闷。没有助手，他一个人无法胜任工作，但又不敢告发巴尔哈托夫。他疲惫不堪，但又怕失去仓库管理员的差使，只得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干活或是去伐木，他已经头发花白，全身乏力。也许就为这件事，烦闷攫住了他，让他感觉生命已经埋进了西伯利亚的冰层底下。

　　当他从财务科回来，巴尔哈托夫把头枕在毡靴上睡着了，显然那毡靴是哪个刑事犯给他送来的。他脑袋旁放着空饭盒，脖颈上粘有进贡的黄米粒。阿巴尔丘克知道，巴尔哈托夫有时从仓库里偷走工具，很可能，毡靴就是用仓库的物品交换的。当阿巴尔丘克有一次查出短缺三把锉刀时，便说：

　　“在卫国战争时期偷紧缺的金属怎么就不害臊？”

　　巴尔哈托夫回答说：

　　“你这头虱子，闭上你的嘴，要不然就让你尝尝厉害！”

　　阿巴尔丘克不敢直接叫醒巴尔哈托夫，便弄出响声。他移动带锯，咳嗽，把锤子往地上摔。巴尔哈托夫醒了，用平静而不满的目光盯着他。

　　接着他小声说：

　　“昨天到的一列军用列车上有个伙计说，有些劳改营比湖泊区的还惨。犯人带着镣铐，剃光半个脑袋。没有姓名，号码缝在胸口上、膝盖上，背上还缝上块红布。”

　　“胡扯！”阿巴尔丘克说。

　　巴尔哈托夫想入非非地说：

　　“应当把所有法西斯分子政治犯集中到那里，首先得把你弄去，免得来吵醒我。”

　　“对不起，巴尔哈托夫公民，我扰乱了您的宁静。”阿巴尔丘克说。

　　他非常怕巴尔哈托夫，但有时又无法控制自己的不忿。

　　交班时，被煤灰弄得浑身漆黑的涅乌莫利莫夫走进仓库。

　　“哎，竞赛怎么样？”阿巴尔丘克问，“有人参加吗？”

　　“已经开始了。每一小块煤都用作军需，这大伙全明白。今天给劳改营的文化教育部门捎去幅海报：我们用突击劳动支援祖国。”

　　阿巴尔丘克叹口气说：

　　“你要知道，得写写劳改营的忧愁。一种忧愁使人感到压抑，第二种往人身上猛扑，第三种让人喘不过气，没法呼吸。可还有这样一种特别的忧愁，既不使人感到压抑，也不让人喘不过气，也不往人身上猛扑，而是从心里把人撕碎，就像大洋的压力把深处的巨大动物撕碎一般。”

　　涅乌莫利莫夫忧郁地微微一笑，但他的牙齿并没有闪闪发白。他长了满口坏牙，颜色上同煤融成一片。

　　巴尔哈托夫走到他们跟前，阿巴尔丘克回头说：

　　“你总是这么不声不响地走路，我甚至都让你吓得直哆嗦，突然间你已经站我边上了。”

　　没有一丝笑容的巴尔哈托夫关切地说：

　　“我去趟给养库，你不反对吧？”

　　他走了，阿巴尔丘克对自己的朋友说：

　　“晚上我想起了前妻的儿子。他可能上前线了。”

　　他朝涅乌莫利莫夫俯下头。

　　“我想让小伙子成长为一个好党员。我想，同他相会时，我要对他说：记住，你父亲的命运是偶然的，小事一桩。党的事业才是神圣的！合乎时代的最高规律！”

　　“他姓你的姓吗？”

　　“没有。”阿巴尔丘克回答说，“我认为，用我的姓将使他成长为一个小市民。”

　　前天夜里，他思念着柳德米拉，想见到她。他找到一些残缺不全的莫斯科报纸，说不定会突然读到“阿纳托利·阿巴尔丘克中尉”。于是他便会明白，儿子想姓父亲的姓。

　　他这辈子头一次有些可怜自己，他想象自己走到儿子跟前，停止了呼吸，于是他用手指着喉咙说：“我不能说话。”

　　托利亚会拥抱他，他会把头搁在儿子的胸前，哭泣起来，没有羞惭，只有痛苦，痛苦。他们就那么久久地站着，儿子比他高一头……

　　儿子经常思念着父亲。他找到父亲的战友们，了解到父亲怎样为革命参加过许多战斗。托利亚会说：“爸爸，爸爸，你的头发全白了，你的脖颈那么细瘦，有那么多的皱褶……这些年你一直奋斗着，你进行着一场伟大而孤独的斗争。”

　　侦讯时，给他吃了三天咸得要命的东西，不给水喝，打他。

　　他明白，问题并不在于逼他写出有关进行破坏活动和从事间谍活动的供词，也不在于让他诬陷别人。主要是要让他怀疑他曾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正确性。侦讯时，他感到自己落到了一帮匪徒的手里，只要他得以见到部门首长，土匪侦讯员们就将被捕。

　　但随着时间的推延，他发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这些暴虐者。

　　他了解到军列的规矩和流放犯人的轮船船舱的规矩。他见到刑事犯打牌时输掉的不止是别人的东西，而且是别人的生命。他见到可鄙的道德败坏和变节行为。他发现刑事犯们的“新大陆”——他们歇斯底里、血腥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见到“狗杂种”（干活的人）和“恶棍”（拒绝干活的实权派）之间可怕的血战。

　　当他说“他们不该关押人”时，他认为只有一小部分人，其中包括他自己是关错了的，而其余人都该被镇压，伸张正义的剑必须惩罚革命的敌人。他见到阿谀奉承、背信弃义、俯首听命、残酷无情……他称这些是资本主义的遗毒，认为它们是那些失势的人、白匪军官、富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固有的。

　　他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

　　涅乌莫利莫夫打算离开仓库，他突然说：

　　“哦，忘了，有个人在打听你。”

　　“他在哪儿？”

　　“乘昨天的军用列车来的，把他们分到了作业班。有个人向我问起你，我说：‘我正好认识，我同他凑巧在一个铺上睡了三年多。’他把名字告诉了我，可我给忘了。”

　　“他长得什么样？”阿巴尔丘克问。

　　“哦，你知道吗，长得极丑，鬓角上有道刀疤。”

　　“嘿！”阿巴尔丘克叫道，“难道是马加尔？”

　　“正是，正是。”

　　“这是我的一个老同志，我的老师，他介绍我入的党！他问什么了？说了些什么？”

　　“随意问问，你判了几年？我说判五年，结果是十年。我说，你现在开始咳嗽，将提前释放。”

　　阿巴尔丘克不听涅乌莫利莫夫絮叨，重复道：

　　“马加尔，马加尔……他有段时间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这是个很特别的人，你知道吗，很特别。他可以把一切都献给同志，冬天可以从自己身上脱下军大衣，可以把最后一片面包给同志。但能干，有学问。纯粹的无产阶级血统，刻赤半岛的渔民。”

　　他回头张望，朝涅乌莫利莫夫俯下头。

　　“你还记得吗，我们说过，劳改营里的共产党员应该建立组织，帮助党，可阿布拉什卡·鲁宾却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