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德寇占领的乌克兰一个州的州委书记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在乌拉尔组建的坦克军的政委。

　　去往服役地点以前，格特马诺夫乘道格拉斯号飞机飞往乌法市，他的家眷疏散后住在那里。

　　同事们和乌法市委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家眷关怀备至，生活设备和住房条件都很不错。格特马诺夫的妻子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在战前就因代谢机能减退而急剧发胖，现在也没有瘦下来，甚至还长胖了一些，两个女儿和一个还没上学的小儿子看上去也很健康。

　　格特马诺夫在乌法市住了五天，临行前几个亲友前来向他道别：有他的妻弟，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有格特马诺夫的老同事，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基辅人马舒克；还有格特马诺夫的连襟，乌克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萨盖达克。

　　萨盖达克赶到他家已十点多钟了，孩子们已经上床睡觉，他们不得不低声交谈。格特马诺夫说：

　　“我们不喝点酒吗，同志们，来点莫斯科伏特加酒吧！”

　　单独来看，格特马诺夫的一切都是大的：一颗硕大的脑袋，乱蓬蓬的头发已经发白，宽大的脑门，多肉的大鼻子，宽大的手掌，粗大的手指，宽宽的肩膀，粗壮的脖颈。但这些粗大的肢体连在一起却并不伟岸。格特马诺夫个子不高。令人奇怪的是，一双小眼睛生在他那张大脸上，特别引人注目，往往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一双细细的眼睛藏在肿眼泡下面几乎看不出来。眼睛的色调也很模糊，分不清它们是灰色调多呢，还是蓝色调多。但他的目光却显得锐利而又生动，富有很强的洞察力。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轻轻扭动自己肥胖的身躯，从房间里走出来，男人们立刻安静下来。无论在乡村木舍里还是在莫斯科上流社会，常有这样的情形，席面上开始上酒时，客人们便安静下来。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很快就端着托盘走了回来。令人奇怪的是，她那双肥胖的大手居然在短短几分钟内打开了那么多罐头，且准备好了餐具。

　　马舒克望了望挂着乌克兰方格花壁毯的墙壁，又瞅一眼宽大的沙发、殷勤飨客的美酒和罐头，说：

　　“我记得这张沙发摆在您原来的住所里，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您真是好样的，居然能把它运到这里来，您有一定的组织天才。”

　　“你要考虑到，”格特马诺夫说，“疏散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家了，全是她一个人干的！”

　　“不应该把它扔给德国人，同乡们！”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说，“季马用它用习惯了，从州委办公室回来，立刻躺在沙发上看文件。”

　　“当然啦，看文件，睡觉。”萨盖达克说。

　　她又到厨房去了，马舒克朝格特马诺夫转过脸来，用狡猾的口吻低声说：

　　“哎呀，我想象得出，我们的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即将认识一位女医生，女军医。”

　　“是的，他会舍命相陪。”萨盖达克说。

　　格特马诺夫挥了挥手说：

　　“别逗了，难道您是残废？”

　　“当然了，”马舒克说，“在基斯洛沃茨克是谁常常夜间三点钟才回病房？”

　　客人们哈哈大笑起来，格特马诺夫凝神地匆匆瞥了妻弟一眼。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走进来，望了望哈哈大笑的男子们，说：

　　“妻子刚出去，你们就开始给我可怜的季马出什么坏点子了！”

　　格特马诺夫开始往酒杯里斟酒，大家带着忧虑的神色选择自己爱吃的小菜。

　　格特马诺夫望了望挂在墙上的斯大林像，举起酒杯说：

　　“好吧，同志们，这第一杯酒为我们的父亲干杯，祝愿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他说这话的语气有点随意，不大庄重。实际上，这不大拘礼的语调，说明斯大林的尊严是人人皆知的，但聚在桌前的人们为他干杯，首先是热爱他那朴实、谦逊和富有同情心的品格。肖像上的斯大林微微眯起眼睛，打量着酒席和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丰满的胸脯，仿佛在说：“孩子们，我现在就点上烟斗，坐得离你们近一点。”

　　“说得对，让我们的老爹好好活着。”女主人的弟弟尼古拉·捷连季维奇说，“要是没有他，我们大家该怎么办呢？”

　　他把酒杯举到唇边，又回头望了望萨盖达克，看他是否要说点什么，但萨盖达克望了望斯大林肖像，仿佛在说：“还说什么呢，父亲，你什么都知道。”他说完把酒喝了，大家也喝干了杯中的酒。

　　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格特马诺夫出生在沃龙涅什州的利文市，但他同乌克兰的同事有着多年的交情，因为他长期在乌克兰从事党的工作。同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结婚后，他同基辅的关系更加牢固了，因为她有许多亲戚在乌克兰党政机关里身居要职。

　　格特马诺夫的生活阅历相当平淡、贫乏。他不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没有遭受过宪兵们的追捕，沙皇的法庭也从来没有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在专业性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他往往是照本宣科。虽然报告的稿子不是他亲自动手写的，但他却念得很好，流畅自然，表情丰富。当然，念报告并不难，这些报告都是用头号铅字排印的，字大行稀，斯大林的名字用的是红色的特殊字体，格外醒目。他本来是个精明能干、守纪律的小伙子，想报考机械学院，但他被调到安全部门工作，很快就成为区委书记的贴身警卫。后来受到表彰，被送往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党的机关工作。起初在区委组织训导处，后来调到党中央干部局，一年后他当上了领导干部处的训导员。1937年以后他很快就当上了党的州委书记，正如俗话说的，“成了一州之主”。

　　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人们的命运，大学教研室主任、工程师、银行经理、工会主席、集体农庄主席和剧院经理的升降去留全操控在他的手中。

　　党的信任！格特马诺夫懂得这些词句的伟大意义。党信任他！他虽然没有写过伟大的著作，没有过惊人的发明，没有指挥过胜利的战役，但他的全部活动是一种巨大而顽强的劳动。这种劳动目的明确，与众不同，并且总是紧张的，伴随着不少不眠之夜。这种劳动的主要崇高目的和意义在于，它是因党的需要、为了党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这种劳动的最高嘉奖只有一条，那就是党的信任。

　　他在任何情况下所作的决定都应充满党性精神，符合党的利益，不论是决定某个准备送进孤儿院的孩子的命运，还是决定重建大学的生物教研室，或是决定把塑料制品车间从属于图书馆的房子里迁出来。党性精神还应该渗透到领导者对事业、对图书、对绘画的态度中去。因此，如果领导者的个人爱好与党的利益有矛盾，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习惯的事业，放弃自己喜爱的书，不管这样做有多大的困难。但格特马诺夫懂得，还有更高度的党性：它的实质在于，一个人根本不应有任何可能与党性精神相抵触的个人志趣和爱好。对党的领导者来说，一切亲切、珍贵的东西之所以使他感到亲切、珍贵，就是因为它表达了党性的精神。

　　格特马诺夫为了党性精神所作的牺牲有时也是残酷的，严峻的。对那些早年提携和帮助过他的同乡和老师们，他也从来不留情面。他为人做事既不考虑爱也不考虑怜悯。在这里“绝交”、“不支持”、“坑害”、“背叛”一类的字眼不会使他感到不安……然而，在那些需要表现出党性精神的地方，恰恰不需要作出牺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感情——爱情、友谊、同乡情谊，如果同党性精神相抵触，那么它自然也就不应该保留了。

　　享有党的信任的人们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但这种劳动是艰巨的，需要慷慨大方、毫无保留地耗费智慧和心灵。党的领导者并不需要学者的才能、作家的天赋，他是置于才能和天赋之上的。成百上千个具有研究、唱歌和著书立说才能的人，贪婪地听着格特马诺夫带有指导意义的决定性的报告，尽管格特马诺夫不仅不会唱歌、不会弹钢琴、不会导演戏剧，而且也不会兴致勃勃地深入理解科学著作、诗歌、音乐和绘画……他的决定性言论的力量在于，党把自己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利益托付于他。

　　他作为一个州的党组织书记拥有的权力是巨大的，人民的代言人、思想家未必能够拥有这么大的权力。

　　格特马诺夫觉得，“党的信任”这个概念的最深刻的本质在于斯大林的意见和态度，在于斯大林的喜恶。党的路线的实质在于斯大林对自己的战友、人民委员以及元帅们的信任。

　　客人们主要谈的是格特马诺夫面临的新的军事工作。他们明白，格特马诺夫有希望晋升更高的职务，在党内有地位的人改行做军事工作，往往会成为集团军甚至方面军的军委委员。

　　格特马诺夫接到担任军政委的任命后，心中惶恐不安，颇为苦恼。他通过在党中央组织局任职的一位朋友，打听上头有没有人对他心怀不满。结果虚惊一场，没什么值得恐慌的。

　　这时格特马诺夫为了安慰自己，开始思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