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已经很老了，而这事是我年少时经历的，当时只有九岁。那是1914年夏天，美国参加一战的前三年，我哥哥死于我家西边的田地里的第二年。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那天发生在小溪分叉处的事，也不愿意说至少不想口述。可是，我决定把它写到我床头的笔记本里。我不能长时间写字，因为近来手抖得厉害，而且也几乎没力气写，但我想这不会花太多时间。

　　以后会有人发现我写的东西。我觉得，人类的好奇心会驱使他们翻看别人死后留下的日记，所以我肯定我所写的东西会有人去看。我只是怀疑人们是否相信我所写的。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但没关系，我在乎的不是别人相信与否，而是我的情感能得到释放。我发现写作能让我体验自由。我为《卡斯尔罗克号角报》写了20年“往事迢迢”专栏，我知道写作有时有一种神奇作用——那些事你写出来后就会永远忘却，就像古老的照片长期置于强烈的阳光下，会渐渐褪去色彩，留下一片空白。

　　我祈求那种解脱感。

　　一个90多岁的人，应该早就把童年的恐惧遗忘了，但我的脆弱却慢慢滋长，像海浪越来越近地舔蚀沙滩上随意堆筑的城堡一样。在我脑中，那张可怕的脸越来越清晰，它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一团阴影。昨天做过什么？在养老院的房间里我见过谁？我和他们说过什么？他们和我说过什么？这些全忘了，但那个穿黑色西装的人的脸却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越来越近。我还记得他所说的每句话。我不愿提起他，可是又忍不住。有时在夜里，我衰老的心脏跳得那么快，那么激烈，我总觉得它会在我胸膛里破裂。于是，我旋开钢笔，强迫年老而颤抖的手在日记里写下这毫无意义的轶事。这日记本是我的一个曾孙女去年送的圣诞礼物，我现在一下子记不起她的名字，至少无法马上记起，但我知道她是以“S”开头。现在我要用它把故事写下来，写我如何在1914年夏日的一个下午，在卡斯特尔溪边遇到了一个穿黑色西服的男人。

　　莫顿镇在那时可不是今天这样，我也无法一下子说清楚那时候的景象。那是没有飞机在头顶上轰鸣的世界，那是没有轿车和卡车的世界，那是天空没有被电线割成条状的世界。

　　那时，整个镇没有一条柏油路，也没有商业区，只有考森杂货店、撒特玛车行和五金店，坐落于基督小区的卫理公会教堂，学校，镇政府和近一公里外的哈里饭店——我母亲一直用鄙视的口吻称它为“酒馆”。

　　那时和现在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我不敢肯定20世纪后半叶出生的人是否完全相信我所说的，虽然人们可能会说相信——那只是出于对像我这样的老人的礼貌。

　　那时在缅因西部还没有电话，5年后才装了第一部电话，我们家也装了一部。我那时19岁，在位于奥罗诺的缅因大学读书。

　　在我们所住的城镇里，所有的房子加起来还不到12座，最近的医生住在卡斯科。人们没有邻居（我甚至不敢肯定我们是否知道“邻居”这个词，尽管我们用动词“相邻”来描述教会仪式举行地和举行谷仓舞场所的位置），城镇里很少有开阔地，城镇外的房子是农民的，每座都是独立的。从11月到来年的3月中旬，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呆在有炉火的、被称为家庭的小窝里。我们静静地听着寒风灌进烟囱里的声音，希望不要有人生病、摔断腿或生出一脑子坏主意。4年前的冬天，远在卡斯特尔罗克的一个农民用斧头砍了他的老婆孩子，却在法庭上说自己中邪了。一战前，莫顿大部分地方都是森林和沼泽，那幽深而广阔的地方有很多麋鹿、蚊子、虫蛇和神秘的东西，那年头到处都有鬼。

　　我要讲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六。我父亲让我干一大堆家务活，包括原本是哥哥丹（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做的一些家务。丹是被蜜蜂蜇死的，尽管都有一年多了，我母亲还是不愿意再提这事。

　　去年冬天在教堂的聚会晚餐上，卫理公会教妇女互助会中最老的成员——甜甜嬷嬷告诉我母亲，她最喜爱的叔叔在1873年也遭遇了同样的不幸，我母亲扇了她一大耳刮子，站起来离开了教堂的地下室。她从此再也不去教堂了，如果再遇到海伦·若比考特（甜甜嬷嬷的真名），她会把她的眼珠都扇出来。她说自己会忍不住。

　　那天我爸爸要我把柴火、豆子、黄瓜、干草从柴房里搬出来，提两罐水放到冰冷的厨房里，尽可能把地下室墙上的旧漆刮下来。

　　他说做完这些事我就可以去钓鱼。如果我不介意自己干这活儿的话，他就去比尔·爱文肖姆家看看奶牛。我说当然不介意。爸爸笑了笑，像是说他对此并不感到非常吃惊。一周前，他给了我一根竹竿，并不是因为我生日或什么的，只是他有时喜欢给我一些东西。

　　我急着想在卡斯特尔溪上试试杆，那是我曾钓过最多鳟鱼的一条溪流。

　　“但你不要在林子里跑太远。”他告诫我，“不要超过那个分叉处。”

　　“不会的，先生。”

　　“要保证。”

　　“好，我保证，先生。”

　　“现在向你妈妈保证。”

　　我们站在后门的台阶上，我拎着水罐准备去井房提水时，爸爸拦住了我。他让我转过来面向妈妈——她正站在大理石的桌台边，早晨明亮的阳光透过水槽上的窗户撒满整个房间，一缕鬈发横过她前额伸到眉毛上，明亮的光线把她的鬈发染成金色，我记得多清楚啊！我跑过去抱住她的脖子，那一刻我把她看成女人，就像爸爸看她那样。她穿着缀着小小的红玫瑰的便服，正在做面包。康迪·比尔——我们家的黑色小苏格兰犬，正机警地站在她脚边，抬头望着她，等待有什么东西落下来。妈妈看着我。

　　“我保证。”我说。

　　她微笑着。自从爸爸抱着丹从西边地里回来后，她似乎总是做出那种忧虑的微笑。爸爸是抽噎着光着胸脯回来的。他把衬衣盖在了丹肿大的脸上。“我的孩子！”他一直在哭泣，“噢，看看我的孩子吧，耶稣基督，看看吧！”这是我惟一一次听到爸爸无助地喊着主的名字。那情景宛如昨天。

　　“你保证什么？加利。”她问。

　　“保证不会跑到比分叉处更远的地方，夫人。”

　　“一点儿也不？”

　　“一点儿也不。”

　　她用许可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继续揉面团。面团此时已变光滑了。

　　“我保证不会跑到比分叉处更远的地方，夫人。”

　　“好，加利，”她说，“要像记住学校里教的语法规则那样记住这世界的规则。”

　　“是的，夫人。”

　　康迪·比尔在我干活时跟着我，在我大口大口地吃午饭时，它坐在我双腿间，像看我妈妈做面团时那样专注地看着我。可是，我拿着新竹竿和粗糙破旧的鱼篓望着门外时，它却不来了，大声吠了一两下，好像告诉我早点回来，就不动了。

　　“那你就呆在家里。”我对它说，想假装不在乎，可是我在乎。

　　康迪·比尔以前总喜欢和我去钓鱼。

　　妈妈走到门口，用手挡着阳光凝神看着我，像在看某个遭遇不幸或暴亡的人的相片。“记住你爸爸说的话，加利。”

　　“是的，夫人，我会的。”

　　她挥挥手，我也挥挥手，然后转身走了。

　　阳光刺在我脖子上，又热又痒。走了约一公里，我就进入了树林，重重的树阴挡住了路上的阳光，凉爽的林间充满了枞树的香味。我还听到习习凉风穿过密密树丛的簌簌声。我跟那时别的男孩一样扛着鱼竿走，另一只手提着鱼篓，像提着手提箱或推销员的样品箱。路上静悄悄的。树林中有两条车辙，中间长满了草，如同一条绿色的带子。在林子里大约走了三公里，我开始听见卡斯特尔溪的流水声，想到那斑背白肚的鳟鱼，我的心激动得要跳出来似的。

　　溪水流过一座小木桥，陡峭的岸边长满了灌木。我小心翼翼地踩稳脚跟走下去，凉气从溪面缓缓升起，迎面扑来的是像苔藓般清新的气味，仿佛走出夏天回到了阳春3月。我站在水边，先深吸了一口苔藓般清新的空气，看着蜻蜓在盘旋，水蜘蛛在水面滑行。在更远处，我看见一条鳟鱼跃起捕食一只蝴蝶——好大一条！可能有一尺长，这才使我想起不只是来这里看风景的。

　　我沿岸顺着溪流往下走，第一次下钩的地方离上游的小桥不远，还能看见小桥。水里有东西扯了我的杆一两下，半只蚯蚓就被咬掉了。九岁的我不够老练，或是鱼儿不够饿，使我无法把握时机，我只好换个地方。

　　在到达卡斯特尔溪的分叉处前，我已经换了两三个地方了。溪水的一条分支向西南流到卡斯特尔罗克；另一支向东南，流到卡撒卡马克镇。在一条分流上，我钓到了这辈子钓到的最大的一条鱼，我用鱼篓上的小尺子量了量，足有一尺半，一条很漂亮的鳟鱼，在那时也算是溪鳟中的极品。

　　如果我认为这一天有这条鱼就足够了，马上回去，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写这个故事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