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家趸船公司工作。从办公桌望出去，能看见一个风化了的大理石坡道。每天我都能看到人们像木偶一般机械地从车窗里探出身来，把车票递出去打个孔，便等着黄色的停车杆升上去。如果我一脚蹬地，椅子向桌子的反方向溜出去并旋转180度，我便能看到在坡道和一排杨树之间流淌着的一条密西西比河分支。

　　白鹭，棕色泡沫，白色浮标。

　　我在那里待满一年后便拥有了自己的小办公室和电脑，于是我大部分时间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且无人打扰。我看着白鹭从河里迅速扯出一条鱼来，看着游客渡船驶向圣保罗。如果我愿意的话，我还可以在输入电子表数据的时候，顺便上网查查资料——比如喜马拉雅山上因高海拔引起的脑水肿，或者“珍宝箱”店里近期的促销产品。虽然我只是个临时工，但我在马妮科趸船公司的资历足够我拥有一个放午餐盒的隔层以及一个位于休息室的专属衣钩，也足够让我成为那个专门对付水手们忧虑痛苦的老婆的人。我能让那些打来电话的妻子们镇静下来，这让每个人都对我刮目相看。我会跟那些妻子说“不要担心，你丈夫很快就回家了”；会跟她们保证“当他今晚抵达奥扩卡湖岸的时候会给你打电话的”；哪怕我很清楚他要隔天才能抵达那里，而他在抵达后，会在打电话前先去酒吧里玩玩，但我还是会这么说。而那些妻子每次都会点名让我接电话。她们的孩子的年龄、家里狗的名字和保姆的名字，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已经习惯了她们在一天将要终结的时候来电了。直到我在这里工作第二年的早春——某天下午四点刚过了一分钟，我的电话铃声响起——我以为是某个忧心的妻子。电话一接通，我便听到了女人声音中的烦躁，但她依旧努力挤压每个元音的发音，让自己听起来友好一些。“很抱歉在你工作的时候打扰你，”她拘谨地说道，“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于是我很确定这不是来自某位妻子，而是一个打错了的电话。在我正要挂电话，打算整理一下连裤袜出去倒今天的最后一杯咖啡的时候，我听到那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我很抱歉打扰你，”那位女士再次道歉道，然后她说，“请不要挂电话。”

　　于是，在她说明自己来自漫河之前，在她解释自己是谁之前，我已经识别出了她独特的说话方式——她的道歉是一种表达反对的方式。这是地道的漫河行为。于是我没说话，也没挂电话，那位女士便继续说了下去。她说她是通过拨打我之前在德卢斯的工作号码找到我现在的号码；她曾去找过我的老房东，是他告诉她这家临时工中介公司的名字，但让他们说出这家趸船公司的名字确实费了她不少功夫；她真的一直很努力地在找我；其实她并不想以这种方式干涉我的生活，但她现在不知道该找谁来处理这件事了。“我是代替你母亲给你打电话的，”她说道——然后顿了顿，“她已经不再来教堂了。已经好几个月了。于是我去她家看望她。”

　　我等着她说下去。

　　“那个地方……有点破败。”

　　我清了清嗓子：“那个木屋？”

　　“其实，木屋的房顶在去年被一场暴风雨掀掉了。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房顶都没了？”

　　“嗯。我估计她是在棚里过的冬。她搬了个火炉在那儿。”

　　“搬到车棚？那里的建筑材料可用的不是火源绝缘体啊。”

　　“她用树叶、衣服和报纸把墙糊住了。”

　　刚开始我无法想象，但后来我明白了：“好吧。”

　　“她伐木的时候切掉了一根指头。估计她现在的视力也不行了。”

　　“请问您是？”我问道，虽然谈不上感觉恶心，但我脑袋里的那根筋开始突突地跳。

　　“利兹·伦德格伦。我跟你妈妈一起去‘妇女之家’。”

　　“伦德格伦女士，”我站起身来，开始在电话线允许的范围内踱着步，咬着嘴唇，越过房间墙壁看向窗外，密西西比河棕色的河水正按照它既定的轨道滚滚流向海湾。

　　这时我脑子里缺失的那块拼图突然出现：“生命科学课。”

　　那边停顿了一下：“是的，很久以前，我曾教过生命科学。”利兹·伦德格伦估计嘴里咬着什么东西，当她再次开口说话时，我从她的声音中听到了一种肌肉的放松。“我在退休前替课来着，在高中。你的记忆没错，那是我。听着琳达，我不是要干涉你们的生活，也不想引起麻烦，但我觉得我应该打个电话，或者说，我觉得她会想让我打这个电话。”

　　天堂和地狱同为思维的两种方式。死亡意味着一切的终结；但对于基督科学家来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一切只有下一个阶段——这是我的理解，或许你会有不同的想法。这一点是我在那年夏天领悟到的。一个周三的晚上，就在伦德格伦女士的电话结束之后不久，我去酒吧喝了两杯伏特加汤力鸡尾酒和几杯温热的泡沫啤酒，嗨了一小时后，我去教堂做礼拜。我在大教堂门外的人行道上彳亍了几分钟——醉醺醺地，还装作要去别的地方——直到我最终推开教堂大门走了进去。我尽可能让自己走直线，坐到离我最近的长椅上，像是又回到了学校一般，头也不转地四处瞥着。不论我想在教堂里发现什么，不论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在逃避什么，那天晚上我都没有看到。米色至圣所里的味道像是清洁剂，位于长椅间的深色真空管路压在白色的地毯上，教堂里坐了八个人。那里的一切都是白色和米色、白色和米黄色、白色和粉红色——前面是灰泥墙、木长椅和一个简单的讲台。

　　布道或者不管它叫什么吧，开始了。一位面容和蔼的老人在讲台上倾身朗读者《圣经》和《圣经要义下的科学与健康》，中间他会停下来拿起一个玻璃杯小啜几口水。这个玻璃杯将灯光聚合成一个个光斑，又投射到房间各处，像是闪光灯球一般。我肯定是睡过去了，因为之后我只记得坐在我前面两排的人在用无线话筒讲话。那是一位梳着圆发髻的白发老婆婆，她那小手握着那个巨大的话筒，像是捧着一个冰淇淋圆筒。她的嘴唇紧紧贴着麦克风，静电的声音透过话筒震彻整个屋子。她说她有一个邻居，之前曾抱怨她的院子，不过后来她试着对那位邻居友善一些，于是她的牙不再疼了；她的牙痛是一种对非永生的错误信仰，是这种信仰让她掉进了痛感的假象里。但玛丽·贝克·埃迪曾教导过我们，通过上帝，爱你的邻居。于是她在邻居家的车道上留下了许多郁金香，她的牙痛也因此而消失了。

　　接下来是一位少年。他穿着锃亮的皮革鞋子，白衬衣的袖子卷到手肘处。他先是让我想起了高中辩论队的男生，不过他前臂结实的肌肉和淡淡的胡楂打破了这一印象，倒像是一个在室外作业的人。他很清楚麦克风应该放在距离自己的嘴唇多远的位置，停顿的时候，他会平整裤子胯部附近的褶皱。他讲了一个很长很曲折的故事，大意是说他没能好好准备一场进阶先修考试，但多亏了我们亲爱的创始人，玛丽·贝克·埃迪，不过他最后还是解释了他是怎样顺利通过考试的。

　　然后是长时间的安静。长椅摩擦地面的声音像是树枝发出的，我的头又开始疼了起来。外面的夜莺开始鸣啭，我想躺在长椅上，把我的头贴在冰凉的木头上。但我没有。我让自己坐直身子，以提高自己的注意力。最后一个站起身来接过话筒的人还是一位老妇人。她说她学完今天的课程之后，她从相信自己的丈夫已经离世的感受中解脱出来。她灿烂地笑着，说话的时候用一只手抚着自己雪白的头发。她说她曾以为她的丈夫是物质的，几个月来她都难以和他的遗物分离，比如他的鞋、他的书、他的肥皂。如今她终于意识到，我们只是生命的映象，于是她把他最后一瓶古风香波倒进厕所。一并倒掉的还有哈罗德的骨灰。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死亡是不存在的。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她接下来的这段话是怎么说的，因为我的手掌开始冒汗了。“哈罗德很好。哈罗德一直很好。其实你怎么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想。玛丽·贝克·埃迪告诉我们，天堂和地狱是两种思维方式。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事实，并祈祷自己能够真正意识到，死亡意味着一切终有时，是一种错误的信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非物质的层面里都不会离开。改变的只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结束后我正要离开，走到门口时，那位头发花白的妇人叫住了我。走近之后，我发现她的眼睛是一种朦胧而闪耀的蓝色。她身穿一条米黄色亚麻长裙，无名指上带着一枚钻石戒指。“您能否以宾客的身份签个字？我们很高兴您能来。”她不知从哪里拿来一个夹着传单的笔记板并递给我。

　　“不好意思——”我说道。

　　我在她身边走动的时候，能闻到她薄荷味的呼吸，手腕处的丁香香水，以及裙子上的洗涤剂味道。她的味道像是精心秘制的，是一种一生都值得对她报以善意的味道。她至少得有八十岁了，但她的脸上有一种青春，一种让人嫉妒的无忧无虑。我停下来更为细致地观察她，完全忘却了自己。我想听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