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德纳一家离开之后，夏天也跟着快速溜走了。或者说，并不是溜走的，而是支离破碎了。那算得上是几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季之一。六月有几天实在太热了，于是到了夜里，我在睡前用湖水把T恤浸湿，然后走到树林里，把衣服拧干穿在身上，再穿过漆黑的屋子，爬上我的小梯子。白天，太阳会将部分湖水化成蒸汽氲入空中，下午便会潮湿得让人做不了任何事。我还记得当时的我会躲在松树下摇曳的阴影里，边用冷杉树枝驱赶苍蝇，边在狗狗身上找虱子——围在我身边的四只都瘫软在尘土中——以熬过最难过的时光。我的手指伸入“亚伯”有些粗糙的毛发中，摸着它的每一根肋骨，感受它每次喘息时的骨头的震动；它的骨头分离又聚拢，以吸入更多氧气；它努力地想要远离我的手的重量——它对此已不再熟悉。

　　我还记得某一天晚上，空气依旧潮湿，我跳到我爸的汽车后座，跟着他去了怀特伍德的警察局。到了那里之后，他们给我倒了一杯可乐；但可乐流速太快，可乐溢出塑料杯流到了桌子上。几天之前，一位警官出现在漆树小径尽头，和我爸靠着他黑白相间的车的发动机盖交谈着。现在，我们坐在警局里，他们递给我一卷棕色的卫生纸以擦干溢出来的可乐。他们又递给我一罐可乐，但我摇了摇头，嘬了嘬浮在顶层的泡沫。有人打开了风扇，暖风徐徐不断地吹到我的脸上，吹干了我的鼻子和眼睛。我心里好奇着莉莉是否也来过这里——是不是去年春天，她也坐在这里喝了杯可乐，控诉着格里尔森先生的罪行？

　　但我永远也没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那个夏天，我在那个狭小的屋子里待了好几个小时——坐在一把绿色的塑料躺椅里，回答那些穿着不同制服和套装的人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已经不记得谁、问了什么、什么时候问的、按照什么顺序问的；我只记得我喝了好多温热的可乐、咬坏了好几个本该用来盛咖啡的小纸杯。我把咬下来的白色碎片撒满整个桌子，像极了结了块的雪，最后我跟他们要来一把坐垫折叠椅——它一直放在前排桌子的后面。后来来了一位容易生气的女士来给我辅导——可能是地方检察官的助理——告诉我坐着的时候脚踝要交叉，双手相叠；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她还告诉我要称法官为“女士”，称辩护律师为“先生”；这项辅导一直持续到七月下旬。“现在，不要让他唬住你，”她对我说道，“不要像现在这样咬手指，不要向下看，不要让别人影响你。你就想着自己是浮动或者类似的东西，比如一条鱼？你喜欢钓鱼，是吧？但不要把自己当作一条死鱼，我的意思可不是你得像一条死鱼那么漂着。我是说你得游起来，明白吗？把这种印象深深地种在你的脑子里，你要记着，在这个庭审上，你不是一个人。”

　　其实我并没被吓到。我也没必要把自己想象成一条在洋流中漂流的玻璃梭鱼，等着我的鱼钩把我钩上去。我其实是渴望它的。

　　八月到了。日里的雾越发厚重，空气中扬起的灰尘弥漫着一种香味——那不是雾。北边几片湖以外的森林起了大火，虽然最严重的火灾距离我们至少五十英里，但空气中满满的都是燃烧的味道。人们一直在感叹着“死里逃生”。夏末，天气依旧炎热，但所有落叶的树——山杨和桦树——它们的叶子已经开始变皱变黄。怀特伍德的区法院大楼里，粉色的天竺葵坐在窗台上的花盆箱里，长长的肢身悬在窗边；步行通道两边的草也已枯黄了，但大理石阶梯下的方形草皮仍是翠绿色的，像是一块小巧而昂贵的地毯。高温已经持续好几周了，让人郁闷难耐，而今夏季渐渐远去，九月触手可及，鹅也开始南迁了，每个人都在谈论着这样的季节是多么完美、我们能拥有这样的天气是多么幸运、住在北边的森林里是多么幸福，因为这里是上帝的故乡。

　　我和我妈走上大理石阶梯，要迈入法院大楼的时候，听到有人说：“这天儿多美啊！”

　　有人回应道：“温度也很宜人啊！”虽然那天的气温几近32摄氏度。

　　走到屋里，同样的对话不停地围绕在我耳畔。我看到检察官助手在和一位男士说话，后者正费劲将他其中一个袖子一点一点一点挽起，她则用一根手指沾了沾杯里的水抹在嘴唇上。我看到他们穿着二手衣服打量着我——审视着我，又装作漫不经心。当我回望他们时，他们将审视的目光变成假意的微笑，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表，并跷起了二郎腿。我和我妈坐在走廊长凳上，她紧紧贴在我身边，一边出汗一边用一只手无力地为自己扇风。我爸不来了，他说他怕风向转变把大火引来。其实我希望他能给出其他的理由，这比我质疑他的说法或者让他再重新想个理由能更让我满足一些。有人推开了法院大楼后面的窗户，一阵微风细细淌入，但这还没完——我妈把她潮湿的手放到了我的胳膊上。

　　“哦天啊，哦上帝啊。”她念叨着。于是我跟随她的目光看向别处。

　　利奥和帕特拉排队走了进来。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发现帕特拉的头发长长了，不似之前那般在耳边弯曲着，而是像抹着凝胶一般重重地悬在穿着毛衣的肩膀上。她穿了一件淡蓝色的羊毛开襟，已经出汗了——站到证人席上之前，腋窝处已经印上了深蓝色月牙状的汗渍。

　　我希望她能看我一眼，对我叹口气；或者隔着闷热的法庭冲我挥挥手、打个招呼或者点个头；如果这些她都做不到，我以为我能理解她对我的视若无睹。我从我的位置看向她，想要找寻她看向我的一丝迹象。但每次我看向她，她的眼睛都落在别处。她在利奥耳边轻语着什么，或者检查她手腕上的手链；她啜了一口面前桌子上的水，一只膝盖在黑色丝绸裙子下不安地抖动着，但表情还是像从前那样镇静。

　　在证人席上的她大部分时间是看向地面的，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她的律师问起她的童年时，她挺直背部，以大段的话论述着，检察官问她的问题如此击中要害——虽然语气很温和——而她也温和地回应着，看起来像是在谈天气似的，但言语中有夹杂着一丝后悔，或许还有一丝谦卑，这是在场所有人都没有的情绪。我从我的审前准备中得知，地方检察官希望陪审团会因为她的漫不经心、她的年轻和她的教授丈夫对她不满，而他利用这些暗示陪审团，帕特拉恃才傲物、品质恶劣到了极点。比如帕特拉在折纸巾擦鼻子的时候，他冲帕特拉说道：“大点声说！”而她的回应——其中或许夹杂着恐惧，也可能有些蔑视——“我什么也没说啊”。

　　庭审就以这样的风格继续着——地方检察官要求她做出进一步解释或大点声说，帕特拉则用带着气音的细弱的声音重复着。她一次都没提过我的名字，或者保罗的。她称呼我为“保姆”，称呼保罗为“我深爱的儿子”。我听着她喁喁细语着自己温和的回答，想象着她做教师的样子，用她灵巧的红色钢笔一字一字地做着批改。她口中所有的修正都在我的脑海中以文字的形式出现：“我儿子，我很爱他。他告诉我他感觉身体好多了。我们都松了口气，太开心了。我们不能开心的程度已经到顶点了。”她说话的过程中，腰挺得越来越直，看起来脖子更长了。不一会儿，她胳膊下边的蓝色布料就被汗浸湿了。

　　“我想要努力理解您，加德纳女士，真的。”检察官把手置于胸前，把领带往上紧了紧。“你刚刚说的是，你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还是说你没有送你的儿子去就医？这两项必有一真。请您解释得清楚一些。”

　　我看到帕特拉咽了口口水：“他——有接受过治疗。”

　　“明白了，好的。昨天你丈夫解释过了。我们在场所有人都是基督的信徒，但我们不会把任何人的宗教信仰拿到庭审上。不过还是得请你解释一下，在德卢斯那天早上，也就是6月20日早上，你有没有告诉你丈夫，你带着保罗去商场买——买什么来着——野餐用品，而实际上你打了个电话给几个月前你联系过的小儿科医师——？”

　　她迅速地瞥了利奥几眼：“没人接电话。”

　　“但你知道情况有些不妙是吧？你当时了解到这一点了。”

　　又一次吞咽动作，她的喉咙上下滑动：“但从未确诊过。”

　　“为什么？”

　　“人们总是去看医生。”这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里有了恳求的情绪。我能听出来她又多希望能说服他相信她的话，或者至少让他对她温柔一些。她把她白皙的双手放在面前的扶手上：“人们不总是这样吗，去看医生，但从来不会好转。”

　　“不好意思，加德纳女士，你偷换了概念。请不要让我再三提醒你，你只需要回答问题本身就可以了。我们已经得知，胰岛素和营养液在他心脏病发前可以为他争取两个小时的时间。两个小时啊。治疗是那么简单——”

　　“我是他妈妈——”帕特拉打断道。

　　“你曾经是他的妈妈。”地方检察官再次打断她。

　　她的脸色瞬间变了，泪水再次不断涌出。她所有的面部肌肉都绷紧——然后又松掉了。之后，她安静地等着下一个问题，一双眼睛呆滞得像两个小小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