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庆岳的小说
除了少数例外，最近几年的台湾小说基本乏善可陈。跨世纪的喧哗热闹一阵以后，并没有为文坛带来明显突破。而岛上局势的躁郁以及文化产业本身的质变，也似乎影响了创作者的信念。这个年头看起来百无禁忌，但却好像什么也不值得写了。
就在这尴尬中，我以为阮庆岳一系列作品的出现，极其值得注意。阮庆岳的本业为建筑，却在文字的构造上发现新的天地。从短篇（《曾满足》《哭泣哭泣城》）到长篇（《重见白桥》《林秀子一家》），到诗文合集（《四色书》），他一路写来，尽管未必都是佳作，却足以显示其人的敏锐才情。
阮庆岳的小说专注人间幽微暧昧的关系，神秘莫测的牵引，笔触简约，每每归于一种淡淡的形上思想。他的风格让我想起宋泽莱，或郭松棻、雷骧、舞鹤、赖香吟等人的部分小说。但他最心仪的作家应是七等生；后者两度为他的作品作序，惺惺相惜之意，不难得见。
大体而言，阮庆岳所代表的传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现代主义的转向。这些作者写生命的孤绝本质，社会伦理关系的游移，还有主体或荒谬或颓废的存在姿态，无不是现代主义叙述的正宗法乳。不同的是，他们行文造境，往往更乞灵于台湾大众社会的想象资源。日常礼俗、市井风情、宗教信仰，以及一股抑郁柔韧的历史集体潜意识，总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寻找出路。由此产生的张力，最为可观。现代与乡土不再只是两相对峙的文学命题，而成为互为表里的奇特辩证。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宋泽莱的《红楼旧事》《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舞鹤的《拾骨》《悲伤》，赖香吟的《岛》等作，都是可以参考的例子。
在他稍早的作品里，阮庆岳喜欢描写一系列的人生即景、偶然邂逅，并思考隐含其间的道德意义。像《曾满足》中台湾女子曾满足在异乡跨越阶级、辈分的忘年之爱；《纸天使》《哭泣哭泣城》里诡异的、似真似假的跨国恋情；《蝴蝶》里的自然灾难和超自然的解脱；《不眠夜夜不眠》《骗子》里连环套似的欲望游戏等，莫不如此。他的人物多半是孤独的行旅者，北非或是南美，中国洛阳或是美国凤凰城，台北或是关山，他们跨越地域、宗法、性别，甚至阴阳的界限，寻寻觅觅，反复追求，却难以厘清追求的目标。为了追寻那不该得或不可得的，他们不惜逾越礼法，因此挑起了一层罪的氛围。爱情，尤其是非分的、异色的爱情，往往被引用作为追求的触媒，但归根究底，个人的救赎或堕落才是最后的意义所在。
面对这救赎或堕落，阮庆岳不能无感；他的故事似乎都指向一则又一则的道德寓言，甚至沾染宗教色彩。然而细读之下，我们又发觉他的道德寓言缺乏终极指标，不过是一则又一则有关道德游戏的“语言”。现代主义者那种对形式自恋也自嘲的操作，毕竟是阮庆岳此一阶段的特征。
这样的风格在阮庆岳最近的长篇小说《重见白桥》里已有改变。尽管追寻意义的徒劳感觉仍旧挥之不去，他似乎不再计较当下的困境，另求超越可能。而他所诉诸的，是异度空间的往还，心有灵犀的接触，以及最重要的，无穷尽的诗意幻象显现。阮庆岳有意以诗来调理、再现人间叙事“说不清”的现象。诗不只是抒情言志的形式，也可以是一种谵语，一种感召。诗解放了人我，以及人神的界限。面对后现代的意义废墟，诗仿佛以其喻象力量，可以召唤天启，串通纷然散落的一切。阮庆岳对语言这样的信念，毋宁已带有强烈伦理关怀，与以往颇有不同。他的新作《东湖三部曲》正是基于这一基础的告白。以下的讨论集中在其中的第一部《林秀子一家》和完结篇《苍人奔鹿》。
一
《林秀子一家》写的是台北居民林秀子和她一儿两女在感情、亲情及信仰上的遭遇。林秀子的成长很不容易，结了婚丈夫又突然离她而去。她胼手胝足维持家庭，小有所成，同时也必须面对自己生命的失落。乍看起来，这是个相当通俗的故事。然而林秀子一家与众不同，因为他们家经营的是座神坛，专拜瑶池金母。林秀子精明能干，手腕灵活。扶乩托梦，卜卦收惊，俨然成了社区的精神导师。她的事业却不无瑕疵，因为儿子凯旋是在丈夫走后数年才生下的——虽然她号称自己守身如玉。但这也不打紧，她告诉周遭，这个儿子是她夜有所梦而得，是个神迹。
台湾的神坛小庙千千万万，早已成为民间精神资源的重要一景。这其中必然隐藏许多故事，但却一向乏作家问津。阮庆岳写林秀子一家，可谓眼光独到。然而他并不以搜奇猎怪为能事。他写林秀子经营她的神坛，一如她前此经营她的面摊，兢兢业业，广结善缘。这里有一种惊人的自然主义风格，甚至及于超自然的层面。各路神鬼无非是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社会的秩序总也不脱信仰的秩序。前现代加后现代，台湾大众生活的复杂性因此陡然释放出来。
林秀子供奉她的神佛，也靠它们维生。她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早就不可闻问。与此同时，她的三个儿女却兀自对信仰做出了不同的诠释。淑美在一次进香团的活动中，半推半就遭人强暴，却与对方结下不解之缘。淑丽专与洋人来往，从来不怕肉身布施，但总也不能找到灵肉相契的对象。凯旋谦卑无欲，自始就像个圣人。这姐弟三人注定要经受试炼，见证林秀子神坛的法力。
阮庆岳写他们的试炼，每有“神”来之笔。淑美爱她的男人，及于他瘫痪的妻子及死去的儿子。然而除了初次的强暴外，两人的关系竟是灵修一般，无性可言。淑丽在一次国外冶游后染上怪病。她在绝望中忏悔，自愿舍出一条手臂永远罹病，身体其他部分竟因此豁然而愈。凯旋则俨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里借来的人物。他虽有异禀，却宁愿以他的虔诚谦卑，而不以神迹，来超度众生。阮庆岳默默观察这些人物的怪诞遭遇，也借他们的遭遇，写下一则又一则的证道故事。
但证什么道呢？林秀子的家早已是神魔来往、共昌共荣的世界。宗教与祭祀因此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在此之上，阮庆岳则暗示可能还有一些更根本，也更艰难的寄托——那就是爱，大悲悯与大感动的爱，舍我就彼的爱。我以为他的小说最终要探讨的是信仰与爱间的辩证关系。有信仰的人不见得有爱的能力，但能爱人的人却必须有坚实的信念做后盾。
或有识者要觉得阮庆岳陈义过高，与目前的文坛格格不入。但我以为他铤而走险，正是《林秀子一家》的魅力所在。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社会中下层的畸零人。他们历尽沧桑，求神问卜，无非企求安顿人我及鬼神的关系。民俗宗教将他们的关怀与恐惧仪式化也家常化了，而他们所能理解与履行的，根本还是伦常道理。这些人以他们有限的知识及肉身，发展一套自我验证的灵异、因果的论述，并付诸实践。阮庆岳在其中看出比正统宗教更丰富，也更暧昧的信仰与爱的考验。林秀子对她的子女和情人的付出，淑美无怨无悔地追随她的男人，淑丽的怪病，凯旋的自我牺牲，只是最明白的例子而已。
对阮庆岳而言，现代或后现代所标榜的主体性有重新思考的余地。世路苍莽，有多少神秘不为我们所左右。疫疠、癫狂、嗔欲、异象在在困扰、蛊惑我们，提醒我们身体——还有主体——的不由自主。我们将何以自处？这引导我们细思小说中的一段对话。淑丽怪病初愈，凯旋不明白她何以许愿让一只手永不复原。
“我已经不再相信完全康复这件事情了。其实并没有真正发生过任何特别的事，我还是和以前一样，仅仅是在这段我个人苦痛的经验过程中，我终于体会到某种以前所不明白爱的真实存在。这种爱就像一位亲切的人脸上显现出来的那种微笑，令人觉得十分熟悉却没人能好好看见过，因此一直无法具体地叙述出来罢了。所谓什么是完全的康复，就和这种亲切的微笑一样，我们都一直相信它的存在，却从来没有好好确实见过它的真实存在，所以也其实一直在暗里怀疑着。”
“为什么要去怀疑它呢？你因为惧怕什么而胆怯了吗？为什么不敢宣称你将要完全康复呢？”
……
“因为那是比我们所能了解更巨大的力量……到底是要对抗或是先预防的避开来？……或是接受？我的确相信纯粹的爱的存在，只是我不相信这样的爱可以在人间存活，因为人不够纯净，人因为自己肮脏，所以失去穿着漂亮新衣的权力。人因此只能爱他们见不到的事物，如果所爱的人露了面显现出来，爱就会立刻消失无影踪。”
“因为恐惧吗？难道爱不是真实存在的吗？”
因为不能爱、不敢爱而恐惧，因为爱而信仰。在这一刻里，阮庆岳的人物突然跳出了他们宿命的身份，有了片刻启悟。他们高来高去的对话与其说带着旧俄小说的风采，不如说有如乩童诳语般的泄露天机。正因此，小说中所有的怪力乱神，也不妨成为对信仰、对爱的草根演绎。
化伧俗为圣宠，化妄想为传奇，这本是阮庆岳小说写人间的宗教性（而不一定是宗教）的用心吧？而启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