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说的世纪因缘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香港现代文学的滥觞可以溯至一九〇七年。这一年有两份文艺期刊《小说世界》《新小说丛》分别出版，前者已经缈不可寻，后者就现存的内容来看，多以翻译取胜，而编辑的风格与晚清小说杂志颇为相似。一九二一年《双声》杂志创刊，主编之一黄天石发表《碎蕊》，写才子佳人好事多磨，一片愁云惨雾，俨然与民国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碎琴楼》等互通声气。与此同时，“五四”风潮已经吹向香港，再过几年，新文学终将在这里开出一片意外的天地。

　　香港文学之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意外收获，原因无他：位在南方之南，这块土地曾是殖民势力所在，政治的摆荡，文化的杂糅，难以形成稳定的文学生产场域，更何况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快速消费转换。然而在新世纪回顾香港一百年来的文学，不由我们不惊叹有心人毕竟凭着他们的心血，打造出一则又一则文字的传奇。

　　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便的视角，反思香港百年文学的特色。这部选集搜集了二十世纪在香港写出的短篇小说六十七篇，从前述黄天石的哀情小说《碎蕊》到潘国灵充满世纪末惫懒情调《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在在使人眼界一开。短篇小说虽然只是文类的一种，但以其篇幅精简、形式多元，很可以烘托这座城市的“叙事”悸动多变的风格。刘以鬯先生是香港现代派文学创作的领衔人物，由局内人担任编选工作，尤其平添一层作者与作者对话的趣味。

　　合而观之，我以为“小说香港”的意义，在于对一座城市的物理、病理与伦理面向，做出寓言式的观察和解读。我所谓的“物理”是相对“天理”而来，指的是作为生命或无生命形式存在的客体世界，日常生活实践，历史可见或不可见的演化，以及因此形成的“事物的秩序”（福柯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尽管充满反传统的喧嚣，主流作品对“天理”的召唤其实未尝或已。这“天理”由早期的革命、启蒙，一路演变成主义、国家，不论呐喊彷徨还是感时忧国，无不强调内烁信仰的涌现，以及真理真相的无尽诠释探索。相形之下，出现在香港的小说毋宁才是更“微物”的：是生活物质细节的记录；是方言官话外语的网络；是欲望形成或败坏的见证；是个人与政教机器间永无休止的龃龉和妥协；是无中生有，开物成务的创造力量。

　　试看左翼文学大师茅盾在香港时期写下的《一个理想碰了壁》。两个有志青年立意改造一个下层社会女子，但事与愿违，这名女子选择随波逐流，让改造她的理想家碰了壁。摆在正宗“五四”传统里，这篇作品的道德教训再清楚不过，但唯其故事发生在战时的香港，反而使茅盾的立场发生矛盾。在乱世里安身立命不容易，没有了穿衣吃饭，哪里来的理想？香港常被讥物欲横流，但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琢磨出一套“物理”的学问，艰险处恐怕更甚于“天理”的追求。在长洲玩命的船夫（《台风季》），在慧泉茶室打工的老妪（《慧泉茶室》），在银行上下其手的出纳（《一万元》），在庙街讨生活的算命师（《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在高升路上找出路的女佣（《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在跑马场消耗欲望的大亨与情妇（《胡马依北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些故事每以自然主义的姿态，白描香港各个层面人物的生存形式，如果说作者行文少了一分血泪温情，却突出了面对生命粗粝本质的坦然。

　　我们当然可以谈论横亘在小说下的历史因素：或是殖民政治的暧昧，或是战争和迁徙的创伤，或是贫富有无的差距，或是笑贫不笑娼的性别经济。但香港经验毋宁使作家更明白，他们写的不是大说，而是小说。摆脱了微言大义的论述，他们分解、记录人与人、人与物的基本关系，以至于对生命情境的细微差距有了心得。香港小说的现实主义因此需要仔细的观察。租借的时空，转手的历史，现实的无明状态让作家感同身受；现实可以细微琐碎到完全没有意义，但这种对生活底色的专注使他们发展出不同的视界。钟玲玲的《细节》，顾名思义，正是为香港的唯物和微物学做批注。小说在职场最平淡的人际关系上做文章，抽丝剥茧，看出人性最幽微的辛酸。另一方面黄劲辉反其道而行，告诉我们貌似繁复多姿的香港生活其实千篇一律，不过是重复的重复（《重复的城市》）。物的律动：时运不济的男人犹如抛锚的汽车（《抛锚》）；女人的价值不如一匹种马（《胡马依北风》）；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在要买房子还是要生孩子之间遭遇经济学难题（《买楼记》）；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婴儿享受租来的母爱（《出卖母爱的人》）；时间到了，所有的人尘归尘，土归土（《在碑石和名字之间》）。

　　在这样的“物理”世界里，香港文人早早理解文字未必是通透现实的力量，而是一种晦涩多变的符号，有待持续拆解创造，也就可以思过半矣。刘以鬯和昆南早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就形成独树一帜的香港现代主义，他们的作品像《酒徒》《地之门》今天读来仍然历久弥新。但他们不是高蹈的形式主义者，正如刘以鬯《副刊编辑的白日梦》的夫子自道，在一个特殊的文化生产的限制下，穷则变，变则通，居然造就了新的文字奇观。而昆南的《主角之再造》有言，“我便成无血无肉。我比计算机更为机械。七天之内上帝创造天地。一个早上到另一个早上，我再造了自己”。刘以鬯和昆南后继有人，董启章在九十年代崛起，《在碑石和名字之间》从坟场墓碑所铭刻的死者姓名、生卒时间和奉祀者的谱系，思考命、名和铭之间的浮动关系，死生的意义，只是初显身手。他的新书《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赫然就是对香港城市“物理”——从恋物到造物，从物化到物种——的庞大见证。

　　香港小说有传奇都会背景，从来不乏光怪陆离的创作材料。浮世的悲欢，洋场的升沉，希望与绝望，诱惑和创伤，形成一则又一则的都市告白。早期的文人描述下层社会“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像是李育中的《祝福》，充满人道主义的情怀；日后的《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抛锚》《人棋》等则对不同时期的香港移民或居民做出同情观照。不论是对逃难者或淘金者，香港并不友善，而就算定居于此的市民，也必须时时警觉。诚如阮朗的《染》所暗示，这座城市是个染缸，厕身其中，人人都得自求多福。李辉英的《烂赌二》更毫不留情地写出一个赌鬼和烟鬼的绝望沉沦。偶尔发生的艳遇（《一件命案》），天外飞来的横财（《险过剃头》）总已包藏凶险。即使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活动——像是无数高楼大厦里的电梯起降——也能成为出其不意的陷阱，让人进退两难（《吾老吾幼》）。

　　然而小说不必只被动地针砭社会病态，更不必提出济世药方。小说香港存在的本身就不妨视为一种“症候”，一种城市病理的隐喻。透过文字所架构的城市，或是阴森怪异，或是艳异迷离，才更召唤出香港的魅惑力量。世纪初期的香港小说，像是黄天石的《碎蕊》和谢晨光的《加藤洋食店》，已经各自演绎强大的欲力冲击和挫折。《碎蕊》里阴郁绝望的爱情充满歇斯底里的、自虐也自怜的姿态，而《加藤洋食店》则是个双重异国情调故事。在日本洋食店里，爱欲和忏悔，偷窥和自恋交叉在男女之间，在在流露一股躁动不安、无所寄托的情绪。未收入选集中的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更写尽了香港的浮世男女如何追逐爱情游戏，甚至解构了战争和历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香港作家在地主体性的认同感与日俱增，反而更激发出他们对香港爱恨交织的反应。前述刘以鬯和昆南各以实验笔法，割裂、穿刺生活肌理，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城市大观，似真似幻。他们为一座城市打造了他的身世和病历。自此以后，文学心理、社会分析的种种名堂，从忧郁症到妄想狂，从都会奇观到海市蜃楼，从毛骨悚然的怪魅到似曾相识的诡谲，用在香港叙事上俨然都顺理成章。香港的文学形象是“不健康”的。尤其九十年代回归之前的系列小说，从《狂城》（心猿）到《失城》（黄碧云）。吊诡的是，就像卡夫卡的布拉格，乔伊斯的都柏林，甚至巴尔扎克的巴黎，作家越是对香港发生病理学般的兴趣，就越凸显了有关香港的神话，或鬼话。

　　香港到底是一种活色生香的诱惑，还是阴魂不散的蛊惑？西西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从殡仪馆化妆师的自白写一个香港女子的成长和恋爱经验。夹缠在好生与爱死、恋尸与自闭的情结间，这位女子为香港的爱与死做了最耸人的表白。施叔青的《驱魔》描绘香港的惨绿男女飘荡一如鬼魅，浮世繁华到头像是一场空虚如无物的葬仪。身体的变形和疾病成为香港的隐喻。黄碧云写乖戾的人生际遇已成一绝，他的《呕吐》遥拟萨特同名小说，个中的荒凉和怪异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有作家赋予香港拟人化的性格或身体，因而将城市怪诞美学推向极致。韩丽珠笔下香港的高楼大厦像是五官狰狞的怪兽，绵延其中的输水管线犹如盘根错节的猪肠（《输水管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