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

　　南中国海方圆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公元前三世纪就已进入秦帝国的版图。中古以来，这块海域上贸易航线大开，各种文明来往交织。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马六甲海峡，此后四百年欧美殖民势力入侵，无所不用其极。与此同时，中国人——商旅和苦力、使节和海盗、亡命者和革命者——络绎于途，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从马来半岛到菲律宾群岛，从中国香港到爪哇，超过三千五百万华裔在此落地生根，形成广义的南洋文化。

　　这是高嘉谦教授专著《遗民、疆界与现代性》的背景，全书的焦点则集中于十九纪末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境外的“南方”书写。十八世纪以来东南沿海华人移民海外已经蔚为风潮，乙未割台、辛亥革命，以迄抗战军兴更让许多别有政治、文化怀抱的士子文人也参与了这一行列。他们四处漂泊、流寓他乡，成为现代中国第一批离散知识分子。那是怎样的情景？康有为、丘逢甲、丘菽园、许南英……南中国海一艘又一艘的船上，我们可以想见他们环顾大海，独立苍茫的身影。

　　比起当时绝大部分南下的华人，这批行旅者曾经接受正宗传统教育，对时代的剧变因此有更敏锐的感触。不论维新或是守旧，他们一旦被抛掷在故国疆域之外，自然有了乱离之感。而当他们将这样的情怀付诸笔墨时，他们选择古典诗词作为书写形式。面向一个充满惊奇与嬗变的世界，他们频频回首，感时伤事，因此有了朝代的——也是时代的——遗民姿态。

　　在名为现代的世纪里，我们要如何处理这群文人的位置？高嘉谦的专书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新的世纪以梁启超所谓的“新民”作为动力，这些“遗民”也可能带来新意么？他们是时代的落伍者，还是主流的挑战者？民国建立以后，主权、领土、疆界和国家论述兴起。这群文人远走国境南方以南，他们的离散书写如何指向一种家国以外的空间想象？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人以旧体诗词作为创作依归。如此，他们的作品还能称为新文学么？横贯在这些问题之下的，当然是中国现代性的巨大挑战。

　　一

　　《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是当代中文学界第一部处理这些问题的著作。全书共分为八章，讨论遗民汉诗、南方离散，与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开宗明义，高嘉谦对近代遗民谱系重新做出考察。就传统定义而言，遗民泛指“江山易代之际，以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者”（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遗民传统可以上溯到周代，宋元以后形成有体系的论述。是在明清世变之际，“遗民”才陡然成为重要的政治选项，甚至延伸为一种独特的主体意识、生活方式、论述场域。遗民遥念前朝，不胜黍离麦秀之姿，但在他们保守的政治立场之下，却藏有舍此一步、别无死所的激进心态。这样的心态一般谓之忠于正朔，但有鉴于明清之际主体思潮的转变，我们也未尝不可说是忠于自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清遗民“一意孤行”的荒谬性和戏剧性，已经带有淡淡的现代色彩。

　　遗民的本义，暗示一个与时间脱节的政治主体。遗民意识因此指向事过境迁、悼亡伤逝的政治、文化立场。但高嘉谦提醒我们，明末清初朱舜水东渡日本，沈光文寄寓台湾一地，他们将前朝故国之思带往外地，因此将“遗民”意识的范畴从时间的错置延伸为空间的位移。这一转变其实和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若合符节。有清一代的海外政策尽管时紧时松，海疆的动荡已经不是远在北方的朝廷所能掌握。清室覆亡前后，有志之士“乘桴浮于海”不再只是抽象的寄托，而成为实际行动了。

　　是在这样的认知下，高嘉谦展开了他的论述。书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辑《从台湾、广东到香港》处理传统定义的中国南方边境的个案，包括一八九五年台湾割让日本，丘逢甲辗转广东、南洋的行止；台湾被日本占领后，在地文人王松、洪弃生等人去留、仕隐的决定；香港文人陈伯陶等在英国殖民治下，对宋代宗室遗民地景的发现——或发明。第二辑“从新加坡、马来半岛到苏门答腊”处理南方以南的南洋如何成为遗民“现场”，包括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远走新、马的始末；新加坡名士丘菽园所形成的星洲风雅传奇；台湾文人许南英漂泊南洋、客死印度尼西亚的悲剧。

　　我们不难看出高嘉谦的用心：他笔下的遗民从岭南、台湾、香港一路南下，跨越南中国海、马来半岛。这样的动线以往的遗民论述未曾得见，而所谓的“遗民”定义因此也有巨大改变。丘逢甲乙未后弃守台湾，康有为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号召勤王，王松、洪弃生在台湾与日本殖民势力周旋，陈伯陶在英国殖民地香港遥望宋朝遗民，丘菽园定居新加坡，许南英客死荷属印度尼西亚。这些文人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从清代到民国、从宋代到明代宗室、从岭南到闽南文化——表达他们的故国之思。由此形成的多元、分歧遗民属性在在暗示以往的论述已经不足以应付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剧烈变动。

　　更何况在此之上，高嘉谦笔下的遗民必须面对西方和日本所代表的异国的、进步的政经、文化与知识冲击。比起前朝那些仍能够遥望正朔、涕泣不已的遗民，丘逢甲等人无不显示一种更根本的存在危机。“我们回不去了”，这些人最终的忧郁来自一种面对时空断裂，不知何所来、何所之的本体空虚。他们是“现代”的“遗民”。

　　“遗民”之外，高书另一重要命题是“疆界”。学者如葛兆光教授等早已指出，中国传统地理观念强调“疆域”而较轻“疆界”（《历史中国之“内”与“外”——有关“中国”/“周边”概念的再澄清》）；后者的定义其实与现代国家的兴起息息相关。疆域不只是土地的统领，也是文化上华夷之辨的判准，而疆界首先强调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划定，以此作为主权的空间界限。一六四八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交战国签订《威斯特法利亚条约》，明定国家基本结构和疆界，开启我们今天熟悉的国际体制。与此同时，欧洲列国又大肆展开世界殖民行动，南中国海周围恰是兵家必争之地。

　　中国被迫进入这一国际舞台已经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天下渐远，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浮出历史地表，而国家疆界龃龉每每在列强压境下凸显。而中国以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南洋多为欧西殖民势力侵占，但在千百万华裔移民或过客心中，南洋的地理却另有意义。他们藉由文化、宗族和经济的纽带，将渺远的唐山化为一处处在地的“现场”，竟然也形成无远弗届的疆域——一种本尼迪克·安德森所不能想象的“想象的共同体”。

　　而在高嘉谦所处理的精英社群里，文人彼此更经过汉诗写作与流传，打造同情共感的知识和感觉结构。不论抒情言志或是采风酬庸，汉诗的持续力历久弥新。高嘉谦的重点则是，对于流亡或离散海外的孤臣孽子，汉诗缜密封闭的程序成为彼此不期然的通关口令。汉诗和“遗民”两者之间产生互为表里的关系。但如上述，新世纪的海外“遗民”快速移动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地理现场，因而带来始料未及的现代意义，那么海外汉诗流转在多变的语境和传布媒介间，是否也投射了中国国境内无从想象的新视野？“华夷之辨”挪到“遗民”与移民的语境，复杂性更无以复加。

　　如果《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之后的国际地理由主权国的疆界来决定，那么跨越疆界的遗民和跨越疆界的汉诗所形塑的多重空间，就有了始料未及的颠覆意义。准此，高嘉谦介绍了精彩的个案。乙未割台后，台湾四位诗人做出四种选择：丘逢甲内渡，另起炉灶；洪弃生株守彰化故园，以弃民自况；王松徘徊多地之间，终与日本殖民政权妥协；许南英为谋生计，远走南洋。他们出入民族的、国家的、文化的，以及诗歌的疆界，他们的诗作也反映同样的移动轨迹。另一方面，丘菽园出生于福建，幼年赴南洋，最终定居新加坡，因缘际会，成为星洲诗坛盟主，与他往还——或神交——的名士包括康有为、丘逢甲、许南英等。二十世纪初海外汉诗流动之频繁，由此可见一斑。

　　二

　　二十世纪尽管新文学当道，旧体诗的命脉其实不绝如缕。九十年代以来拜“重写文学史”运动之赐，现代旧体诗的研究浮出地表，时至今日，已经蔚然成风。二〇一四年学者齐聚德国法兰克福，发表《法兰克福宣言》，为现代旧体诗正名。即使如此，学界对这一文类的定位仍莫衷一是，或谓之封建传统的回光返照，或谓之强人墨客的附庸风雅，或谓之政治人物的唱和表演。

　　如果我们按照新文学史公式，视现代文学发展为单一的、不可逆的、白话的、现实主义的走向，旧体诗聊备一格、每下愈况的特征就愈发明显。但文学史不必是进化论、反映论的附庸。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如果可观，理应在于不必受到任何公式教条的局限。旧体诗只是传统诗词笼统的统称。十九世纪以来，从文选派到同光体，从南社到栎社，从丘逢甲到吕碧城title();